朱昌俊

甘肃临洮是六盘山片区的贫困县之一，这里的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并不算高，但近年来，每年春天都会有一个月，这些所谓“吃财政饭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资都会被扣掉一部分，用来作为该县植树的经费。

扣工资为植树，仅从目的上来看，似乎并无不当，正如当地官员所言，“实在想把绿化搞上去”。只是，若以“植树”为名，当地财政局即可对公职人员的工资进行统一“截留”，是否其它理由也同样成立？

同时，所扣款项虽然当地政府表示是在经过一定程序后用于植树，但其使用的效率和透明度如何保障？要知道，这三年下来扣了1380万，并非一笔小数目，任何程序上的漏洞，都可能产生猫腻。

而在绿化费已经被明确取消的情况下，地方仍旧收取绿化费也涉嫌违规。临洮县的做法，其实是等于将植树义务全部落入到全县财政给养人员的身上，不仅对于这部分人员造成不公，实际上也是对于植树义务的窄化与异化，反倒不利于促进公民绿化意识的提升。

这起案例，实质上凸显了当前义务植树的两层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在临洮由于具体原因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其实却具有普遍性。第一，绿化费取消后，义务植树的责任和成本该如何合理分配，政府财政是否应在地方的环境优化和绿化上展现出更多的“兜底”性责任，财政支出又从何而来？

其次，公民的义务植树积极性该如何被有效的调动，而非陷入流于形式或“无人问津”的尴尬之境？若是仅仅靠财政“花钱”来购买植树服务，恐怕并不利于增强社会的绿化意识。这考验的既是地方政府的智慧，也需要在义务植树相关的顶层设计上有实质性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