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入北大

1985年，我以531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村子里打了锣，乡亲们奔走相告，说那是天子脚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待过的地方，了不得啦，祖上烧了碌碡粗的高香，几辈子修得的福分，出了人中龙凤，亲朋好友邻里乡党脸上都有光彩。父亲更是喜上眉梢，一改以往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脾性，割肉打酒，几次在家中大宴宾客。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带着简单的行囊，肩负着家乡父老的期盼，独自一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那年，我十九岁。

临行，亲戚朋友为我送行。走到村口，我叫他们回去，送人千里，终须一别，况且奶奶年纪大了，又是小脚，行走不便。他们也答应不送，挥手言别。我继续前行，走过一段，感觉身后有些异样，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就在身后。那情，那景，深深地印入脑际，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多少穷酸秀才梦寐以求飞黄腾达的捷径。我，一个来自大西北穷乡僻壤的山村穷小子，一旦踏上京师的土地，总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掐掐鼻子，撕撕耳朵，不是梦境，于是心中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首都，共和国的心脏！我在心底祈祷，但愿自己不是这繁华都市的一位匆匆过客，更不是南柯一梦。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顾不得旅途的劳顿，更来不及欣赏京城旖旎的风光，放下行李，急忙来到天安门广场，拍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捎回家。

军训之后，学校正式开课了。我的专业是汉语语言学，研究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老师们是蜚声中外的，而专业课却是枯燥无味的。在我的意识里，中文就是文学，与中小学学过的语文是一码事，只是到了大学，故弄玄虚，叫法不同罢了。我喜欢小说，故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系，以后无论搞文艺创作、文学批评抑或其他文字工作，都是我所钟爱的，岂料语言与文学根本就是两回事。孔乙己说“回”字有四种写法，而今，距离孔乙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老夫子的不懈钻研，“回”字可能已经发展成八种写法。中学里，语文老师从未讲过，可见，偏远中学如何孤陋寡闻，对大学课程的设置又是如何陌生。

我们的班主任张猛老师，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的研究生，现已移居日本。他曾在一次班会上告诫我们，学习、研究语言要耐得住孤寂，心无旁骛，持之以恒，有坐坏板凳的精神，则必成大器。

尽管专业课很乏味，但一些老先生的讲课依然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