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周劼

这是一个问题，生或死，还有爱情。

生死之间，古人说或重于泰山，或轻若鸿毛。更极端的，像诗人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但对芸芸众生而言，可能生命既没有那么重，也没有那么轻，既没有那么高尚，也没有那么低劣，像一条涓涓溪流，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曲折蜿蜒。时间在这里不是尊严的刻度，但一定是醇厚的刻度。百年杨绛，“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而尊严、醇厚，一一不失，更难得的是，还有纯净。

其实爱恨之间也一样。有的爱情波澜壮阔，有的则浮若飘萍，更极端的，套用诗人的话，“有的爱情盛开，它已经凋谢；有的爱情凋谢，它还盛开”，再或者引杨绛先生的话，爱情之外的人想入其内，爱情之内的人想出其外。爱情是个开放的问题，答案由心生，众说纷纭，悖论永恒。

见惯了俗世里的爱情，真觉得不能谈，不能信；看痴了书本影视里的爱情，真觉得不得不谈，不得不信。人生里的局促与烦扰，可见一斑。于是内心就有一个渴望，渴望看到想到关于爱情的答案，既不像尘土之下的卑贱，也不像云端之上的虚渺。它应该有一个标准，使我们努力往上靠。

我想，杨绛和钱钟书两位先生的爱情，可以算是这个标答。

两位人生足够长，演绎四季变化，少年相恋，中年相依，老年相忆；两位又足够雅人深致，谈笑里有名山事业，以学问相砥砺，以才华相悦慕，往来间有人情练达，参透人性，阅尽沧桑；两位还足够智慧，人生的高低两端都不离不弃，莫失莫忘，高蹈却不伪，平凡却不俗，像弗罗斯特的诗，质朴的语言，简单的结构，仿佛在倾诉，又像在自语，始于乐趣，止于智慧。

时间、学问、智慧、乐趣，酝酿出的爱情当然非常人所及，但又的的确确是现实里经历沉浮悲欢生老病死的爱情。就像钱钟书先生在学术笔记里穿插的一则日记所记：

丙午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动，通身汗如濯，心跃然欲出腔子……方疾之剧，如林黛玉临终喘甚，“躺着不受用，扶起来靠着坐坐才好”。每夜劳绛卧起数回，真所谓“煮粥煮饭还是自家田里的米，有病还须亲老婆”也。

这是钱钟书先生版的“我们仨”，幽默、机智，和杨绛先生的平和冲淡正成对比，可他们又说的是同一个爱情。

也许爱情本就一体多面，要用生活之里、爱情之外的很多东西去雕刻它，方成艺术品。

爱情是个开放的题目，常感无从说起。但看来杨先生百年人生，钱杨六十年婚姻，杨先生二十年独忆，又觉得回答这个题目，心里还是有些底。

就像有了标答，我们的答卷虽不中，亦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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