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局的审讯

在软禁期间，钱学森仍不时受到移民局的审讯，审讯的主题一直是为了确证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而钱学森自始至终否定“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双方对峙着，僵持着。有一回，检察官突然调换了一个角度，问钱学森道：“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钱学森答道：“我是中国人，忠于中国人民。”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为四亿五千万。

检察官又问：“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自己的原则作出判断。”

检察官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失去了安全许可证，钱学森无法从事原先与军事相关的喷气推进研究工作，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目光投向一片崭新的领域——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与美国国防机密毫无关系。钱学森似乎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明，他完全改行了。

回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工作时，钱学森曾经这样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学科。对于钱学森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他不愿把时间荒废在不知道终点的漫长的等待之中，而是抓紧时间从事新学科的研究。

是金子，放在哪里都能发光。钱学森把蒙受冤屈的痛苦掷在一边，全身心投入工程控制论这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他的思绪放马驰骋，纵横捭阖，不时闪闪发光，不时有所斩获。

钱学森的学生、《工程控制论》中译本译者之一戴汝为院士对笔者说起了控制论的历史：控制论是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A.M.安培在1834年提出的，最初的定义是“管理国家的科学”。1948年，美国数学家N.维纳把控制论运用于动物体内自动调节和机器控制过程的研究，把控制论建立为一门新的学科。1931年维纳当选美国数学学会会长。1935年8月至1936年6月，维纳曾经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做访问教授。维纳作为美国的名教授，怎么会来中国清华大学呢？那是因为维纳有一个博士生，叫李郁荣，在维纳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