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京

最近，一篇题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的文章在网上广泛传播，“校园霸凌”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作者称，自己是一位母亲，儿子是中关村二小的学生，在学校被同学用厕所垃圾筐扣头。事发后，孩子被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当事学校发布声明称，校方一直在努力协调，呼吁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进行处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称高度重视此事，“严肃对待、妥善解决”。

今年5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作出过批示。而就在上个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还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对于“校园霸凌”，主管部门不可谓不重视。回顾过往的新闻报道，类似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这一次，连公众心目中的“名校”也不再是净土，更证明了杜绝霸凌行为的任重道远。

杜绝霸凌行为难在哪里？首先在于认定的问题。无论是叫“欺凌”还是“霸凌”，而非单纯的“校园暴力”，强调的就是其人格和精神侮辱的成分。以“中关村二小”事件为例，“厕所垃圾筐扣头”之举，对身体的实质性伤害甚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由此而生的精神伤害却不容忽视。

更进一步说，在殴打等显性的“硬暴力”之外，以侮辱、嘲讽、孤立等为主的“软暴力”，因为缺乏相关标准，更容易借“恶作剧”之名出现，也更难以防范和认定。正如当事母亲所称，学校老师起初对此事，只回应为“一个过分的玩笑”。分歧背后，既有标准的模糊，也折射出教育工作者的观念亟待转变更新。

说到底，校园霸凌依然是一个教育问题，校方理应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但在实践中，除了普遍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心态之外，还容易出现“一个学校一个办法”，处理结果存在不小的随意性，很大程度上甚至取决于涉事家长的维权能力和事件的传播程度。

由此可见，要铲除校园霸凌滋生的土壤，关键不在个体的呼吁和维权力度，甚至不在厘清某些个案中的是非对错，而在于是否具备科学有效的长效应对机制。如何对霸凌事件进行认定、防范和处理，如何建立起畅通的信息渠道，如何对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才是亟待重视和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