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国祥

到了原定的竣工日期，新修的道路还留着尾巴，问起负责人，答应尽快搞，但承诺不了时间。这是近日《长江日报》的一则报道。

言必行，行必果。有的干部看似干事卖力，但不轻易承诺，无异于给自己留了个回旋余地。不承诺，是不敢作出明确承诺，是因为前面的承诺落空，面临质疑时就有了压力。承诺不就是自我施压，主动迎接监督的吗？

工作人员个人谨言慎语可以理解，但作为主管部门，对工程为何逾期一年不该语蔫不详，从承诺落空到不敢承诺，这不是进步，不是责任心增加了，而是一种说话艺术，同样损害政府公信力。

不承诺，意在避开直接监督，反而说明这样的监督打着了痛处。不给承诺是不是就可以大事化小呢？照过去的作风生态，责任人可能避免授人以柄，但老百姓的问题依旧，还有可能像滚雪球，让问题发酵和质变。

承诺落空和不敢承诺如果出现在同一主体，这是值得注意的作风问题变异。要肯定敢于担当和勇于承诺，但不能忽视另一种现象，在高压之下，“政绩控”的领导轻率和过度承诺，而对具体事负责和面对群众的操作层又不敢承诺。

一些问题经媒体曝光后，往往当晚就拿出解决方案，越秒决的效率，越说明这一年有多少推诿、几多懈怠，实质性的阻力也许在云遮雾障的深处。要具体践诺的层级固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或者缺乏相应力量，但更上层级的支持和推动又在哪？为什么平时不能上下互动形成践诺的效力？

现在监督追责已经大大压缩了轻率和过度承诺的空间，但对不敢承诺急需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不尽责就不配在其位，不能让不敢承诺者躲过追责的板子。

作为责任部门，要想不再开出“空头支票”，就不能在办公室任由工程“马拉松”，要深入一线了解情况寻找办法，该本级独立解决就当仁不让，该要向上级反映的真实情况，平时也决不能掖着藏着，落得最后由自己当冤大头。老让上级在追责面前救火解围当“好人”，不应是作风聚集的不变结局。

（作者为武汉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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