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是越来越多农村中间阶层向城市中下收入群体的转变，从而将当前分化在两个不同结构中的中间收入群体通过结构性转移而最终聚合到一个结构里面来了。只有当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以后，农村中间阶层才可能完成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转换，中国社会结构才可以统合到一个结构里面，从而形成当前一般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纺锤型社会结构。而因为大量农村人口已经转移进城，国家财政也有能力对城市少数下层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与救助，就使得之前用于保护庞大农民群体的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城乡二元体制变得不重要起来，中国城乡也就有了一体化的条件。

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就因为底层比较小，以城市中下收入阶层与农村中间层为主的中间阶层相对庞大，而城市上层也注定比较小，而形成一种纺锤型结构。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摘自《北京日报》

把创新主战场

放在实体经济上

培育新动能需要注重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但现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把创新重点放在对既有产业和产品的升级上，把创新的主战场放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上。这是因为：一方面，前沿领域的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并非易事，需要资金，需要探索，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性支撑力量，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实体经济总规模还需要继续扩大。客观地说，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还远谈不上充分。2014年，我国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传统产业领域，我们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虽然已经缩小，但差距依然较大。我国传统产业领域在技术、工艺流程、品牌价值和运营管理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创新空间。我们要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

——李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摘自《经济日报》

互联网治理：

划域治理

向跨域治理的转型

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采取的是界定不同领域进而调整适当措施的划域治理，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需要不同的治理策略，也有不同的治理侧重点和效用性。以东汉思想家荀悦所提供的社会治理策略为例，他曾在《申鉴》中就东汉封建社会治理的思路和目标关系进行过阐述，提出“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的说法，这里就体现了明显的划域治理的观念。就其本质而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的科技革命，它所引发的深层次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更新。在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的世界中，传统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领域可以因为信息流动和生产要素流动而发生“疆界革命”，从而使得原本清晰和固定的治理领域的边界模糊化，出现跨越既定治理领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互联网治理就会呈现为交叉性的跨域治理。

——宇文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摘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