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6月11日，中国将迎来首个器官捐献日。就在昨天，一则“为等一颗从杭州紧急运到武汉的捐献心脏器官，147名旅客'主动延误'航班近90分钟”

除了深知时间对于救治病人的意义之外，这147名乘客能够做出如此举动，应当也是对于捐献器官的珍贵性 有所了解。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每年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但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为1∶150。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为1∶20到1∶30。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器官移植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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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面前，不得不媚的外

去年6月，“杭州女婿”、英国人马克去世后，将心脏、肾脏、肝脏、角膜捐献给了6个中国人，感动之余，其器官利用率之高，也值得点赞。

(马克去世后，生者向其鞠躬)

马克的祖国英国，人口总数不到7000万，但已经至少有1700万人登记，同意死后将器官捐献出来，约占总人口的1/4。

2010年，中国器官捐献元年，当年试点城市累计器官捐献34例、88个大器官.到2016年，这两个数字翻了上百倍，全年器官捐献4080例、11296个大器官；2017年第一季度，器官捐献例数同比增长30%，预计全年超过6000例。

增长速度不可谓不快，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前文所述的供需比，器官捐献仍然任重道远。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继业教授曾分析了中国捐献严重不足的两大主要原因。

一个是传统观念：多数国人认为死后就该入土为安。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规定，任何人都可被视为潜在的捐献者，除非其明确表示不愿进行器官捐献。在美国，每个人的驾照上都标注有捐献意愿，一旦志愿者出现意外，亲属通常会尊重逝者的意愿，完成器官捐献。

几年前，我国也有专家提出借鉴此法，但遭到很多人反对。

第二方面，是我们的器官捐献体系还不完善。实现器官捐献，首先要及时发现器官捐献者的潜在来源，然后征得家属的同意。但目前，发现来源这个第一环节就存在很大问题，大部分医院在遇到潜在器官捐献者时，没有意识到应主动联系协调员，积极促成捐献。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器官捐献卡）

当然，美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后就开始推进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和中国一样起步阶段也是非常艰难的。这也是为何中国器官捐献日定在6月11日——“611”，取意“路遥遥”,中国器官捐献起步太晚，我们要走得更快才行！

不过，在器官捐献方面，湖北及其省会城市武汉，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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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的湖北样本

从2016年的数据来看，目前湖北省的人体器官捐献率已达到7.93/百万人，超过广东省，居全国第一 。从器官捐献量上来看，去年为432例，仅次于广东490例。目前全国器官捐献率平均是2.92/百万人，香港地区最高，达10/百万人，新疆最低，为1/百万人。湖北是内地省份中最高的。

（人们缅怀湖北省第一例人体器官综合捐献者魏霞）

湖北器官捐献率高有多方面原因。2014年12月，《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实施，至今，湖北仍是全国仅有的给器官捐献进行立法的8个省市之一 。政府投入较大，省市红十字会在积极推动器官捐献工作，即使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并非能做到这样。

此外，器官捐献量大与所在地区的器官移植实力息息相关。中国器官移植技术发源于湖北，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在汉开创器官移植先河，器官移植水平在全国领先，移植总量在全国居前五，器官需求量很大。

2010年3月，武汉开始人体器官捐献，是全国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10个试点省市之一；颁布有《武汉市遗体捐献条例》，也是全国最早有相关立法的城市之一。

目前，武汉地区6家资质医院的器官移植总量居全国前五，仅同济医院，平均每天至少有一台移植手术。武汉地区的心脏和肾脏移植量全国最大，肺移植量列前三，肝移植量列前十。

既然传统观念是中国器官捐献面临的第一大难题，那么，领先于全国的武汉捐献者们，他们或者他们的亲人在做出捐献决定时，在想些什么呢？传统观念，真的在武汉发生了转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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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者，也为了逝者

武汉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主任骆钢强介绍，目前八成以上的器官捐献者来自普通劳动者。他们以40岁至60岁的中年人居多，多为工厂、工地等场所的一线打工者及农民。

能提供合适器官的捐献者，绝大多数是因意外事故而死亡。从概率上讲，意外事故发生在一线工人、农民等群体身上的概率，会高于其他职业者。捐献者之所以多为普通劳动者，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对于已无力回天的亲人，家属需要承担为其处理后事的费用，少则一两万元，多则上十万元。如果愿意捐献器官，可获得一笔能补偿这笔费用的救助金。救助金中，除了处理后事的费用外，还包括最后一天的住院费、家属陪护费等多项费用，通常由政府、红十字基金、医院三方出资。

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往往都很善良。他们很多人文化程度并不高，尤其是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有这样亲人离世的惨痛经历后，会非常希望能去帮助那些和自己有类似遭遇的人。“一些人相信善有善报，要行善积德。也有人不要救助金，非捐不可。”骆钢强说。

很多捐献者通常无法接受亲人离去的事实，他们觉得，捐出器官给别人之后，亲人还会，至少有一部分是继续存活在这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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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和"均" "信”与"疑"

从湖北和武汉的经验可以看出，除了需要潜移默化的传统观念问题，制度和法规建设，以及技术保障，也都会影响老百姓的捐献意愿。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201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4.7%的受访者表示愿登记为捐献器官志愿者，但61.8%的受访者不信任捐献体系 。

法律规定，中国捐献的所有器官，都必须经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由计算机严格遵照医学参数和政策进行分配，理论上杜绝了人为干涉的可能。

2016年12月22日，支付宝上线器官捐献登记功能。用户登记器官捐献之后，还允许“反悔”，取消后也可再次登记，完全自愿。这一功能，由支付宝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合作推出，按照规划，他们需要将捐献志愿者登记数据库与COTRS打通。

（网络配图）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作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里程碑式的一部法规。不久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指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没有把人体器官捐献的条例纳入其中，因此有必要对该条例进行修订。

某种程度上，器官捐献的供求很有可能也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问题。让每个有需求的人都得到捐献是不太可能的，但关键是要通过透明的路径和严密的制度，把双方的预期统一、稳定下来。

参考：生命时报、长江日报、人民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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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袁超一

出品：湖北日报社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