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晚，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向人民网记者表示，就村民的的诉求正在回应，其中，每年将门票总收入的3.5%作为专项资金，按当年实际在册村民人数，每人每年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直接发放给村民。此外，管委会两名官员已被停职并调查。（7月）

对于峨眉山“封山”因何而起，村民杜路过程中是否与民警发生肢体冲突，村民诉求是否过高等问题，笔者不愿细究。只是面对多年累积的“林权”、“分红”、“就业保障”等9个方面矛盾，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为何要等到村民堵路这一极端事件爆发后，才做出回应。另外，面对将近上千人的，景区管委会在筹划成立讲解服务公司后，为何迟迟不对先前遗留的“无证”导游进行安置，而非要等到失业“导游们”找管委会讨说法才做出相应的安排？

实际上，伴随网络曝光力度的加大，因“极端”行为而使个人问题得以成功解决案列屡屡上演：河南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自证工伤、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孙中界断指自证清白、成都居民唐福珍和盐城老人曾焕面对暴力拆迁而举火自焚……这些“极端”行为在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的成功解决，再次让“不走极端，解决不了问题”深入人心。此次峨眉山村民拉横幅堵路，“占领”部分景区的极端事件，无非也是在常规维权渠道失效的情况下产生。

按理，在遭遇极端事件所引发的“极端”后果之后，相关部门早已引以为戒。但令人悲哀的是，“不走极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象仍频频发生。不上街堵路，不自残为证，不闹出点什么大事，不引起社会媒体广泛关注，不引起舆论压力，不威胁相关干部的乌纱帽，断不会有谁为百姓的那点权利上心，亦不会为此大费周章。当所有的合法渠道最终都被打入谷底，合法的维权被认定为违法，合理的信访被搁置，越级上访早已无门，“极端”行为遂成为最后一搏。
在此，笔者并没有任何诋毁峨眉山管委会的寓意，更没有肯定或者支持村民通过堵路等极端的维权方式。只是在维权渠道还不够畅通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改变“不极端就解决不了”的现状。（逗腐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