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近日，河南省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下发通知，称要实行有序生育，并明确规定了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同时，规定如果在特定时间怀不上的话，名额将被取消。“怀孕排队”的霸王规定在中牟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不少学校都存在。

“全面二孩”落地之前，“排队怀孕”在一些用人单位或明或暗地存在。“全面二孩”开始实施后，“排队怀孕”的紧箍咒依然制约着一些“想生”、“敢生”的家庭。“排队怀孕”，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生育权利的变相剥夺。

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排队怀孕”大都发生在中小学、银行，这些单位职工性别结构失衡，女多男少。如果女性员工扎堆生育休产假，难免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如果招聘新人，自然会加剧用工成本。休完产假的女员工重返工作岗位，招聘的新人又该何去何从？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产假、哺乳假、陪护假等休息时长的设置上远远落后。正是因为生育成本社会化尚未“落地”，用人单位承载着巨大的生育成本，导致他们不堪重负，最终在招聘和生育上给女性设置重重“门槛”。

面对“排队怀孕”，站在道德立场和法律角度进行批判固然容易，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生育成本社会化难以梦想照进现实，用人单位显然“独木难支”。“排队怀孕”是用人单位以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将生育成本社会化的利益诉求呈现和表达出来。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生育成本全由用人单位来承担，既会导致女性在求职上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境地，也会导致“排队怀孕”等看似荒诞实则无奈的行为。让生育成本社会化落到实处，才会多一些“想生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