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假如时光可以穿越到17世纪末的伦敦街头，当你走进一家咖啡店，你很可能觉得自己像是走错了地方，因为那里面往往张贴着一张关于茶之药效的海报：中国茶叶，可医头痛、失眠、倦怠、胃病、感冒等，还能增进体力。

没想到茶叶有这么多的神奇功效吧，不过这并非完全是英国人的误解。绿茶在中国历史上就曾被视作一味药材。

重点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的日本东京大学博士陈慈玉在《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中研究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外饮茶习俗的变迁，二是茶叶走出国门的历史轨迹。

在陈慈玉看来，“饮茶文化是东方精神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西方物质文化的表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喝茶代表“崇尚自然，幽趣的精神内涵”，象征着一种儒雅的生活情趣。

相比之下，英国人的喝茶习惯则明显带有西方物质主义的浓郁色彩。17世纪中叶查理二世的皇后凯瑟琳将红茶习惯带入英国后，以宫廷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开始在茶里加入牛奶和糖。糖在那个年代尚为贵重之物，“依赖进口的砂糖的价格可与银块相匹敌”，凯瑟琳皇后的饮茶习惯在英国社会女性群体中显然起到了“带头模范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讲，茶叶在英国的深耕发展，是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进行中西结合改造的产物。

英国下一轮饮茶风潮的再度掀起则是在18世纪中叶，主因是英国降低了茶税，另一方面工业革命风起云涌，飞速发展的通信和航海技术被纷纷应用于远洋运输，运输成本持续下降。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更是为工业革命旺火添薪，围绕茶叶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气息弥漫各个角落。竞争越充分，商品成本和价格自然越低，茶叶的奢侈形象一落千丈，自然为大众化消费开启了方便之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上述无序的深入，才有英国“植物大盗”福钧的趁虚而入。此人不仅盗走了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还揭露了中国茶商用普鲁士蓝和石膏套色“保鲜”的内幕。自此，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上一落千丈，而由英国人盗走并在印度试制成功的茶叶则蒸蒸日上。不知是因为当时这类现象确实普遍，还是国人根本没有危机攻关意识，反正对福钧当年的揭露鲜见澄清者和批驳者。

论品相，中国茶明显比印度和日本茶好，但今天印度占据了英国市场，日本占据了美国市场。就此，陈慈玉一针见血地指出，“支配全球茶叶贸易的外国商人”成功激起三个产茶国间“发生激烈的竞争”。从这一视角看去，中国茶叶虽然历史上一度风靡，但操盘手并非中国人，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这当是中国茶叶重现昔日荣光最值得深思之处。

《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

陈慈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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