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济南20多位热心市民购买了2000多斤鲤鱼到黄河滩放生，为济南特产黄河鲤鱼补充渔源。而就在市民放生的同时，有50多名男子站在下游100米处的河滩上，等待放生者一走，蜂拥跑到放生的河滩处争相捕捞。(摘自腾讯新闻12月20日《济南放生两千多斤鲤鱼遭“疯狂”捕捞》)

一边是放生，一边是捕捞，大概没有比这更吊诡的事情了。鲤鱼也算是实现了双重价值，放生的时候满足了放生者的愿望，帮助其实现了心理上的满足，捕捞的时候又遂了捕捞者的心愿，大概会为其带来一笔经济收入。

笔者无意贸然下结论，因为很多问题不是简单用是非就能说清楚的。显然，我们不能说放生者错了，他们也是一片好心，何况还是自掏腰包，可谓诚意十足来放生。放生者没错，那么捕捞者错了吗？好像也不是，他们只是捕捞又不是硬抢，谈不上对错。如果非要谴责他们的话，那无非是从道德上说起利欲熏心毫无爱心，这样的谴责其实多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的隔靴搔痒。我们也很难说政府错了，因为政府压根儿就不在现场，什么都没有做难道也会犯错吗？如果非要扣上一顶行政缺位的帽子，那未免有些牵强，毕竟就是捞几条鱼，又不是恐怖暴力袭击，政府也不能时时刻刻出现。

既然没有人做错，那么这件事是对的吗？相信很多人通过直觉判断就知道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甚至，在一番激烈的思考之后发现上述三方其实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放生者难道仅仅放生就完了吗?这样的放生多少有些面子工程的嫌疑，虽然是自掏腰包，但是不得不说还是停留在自我陶醉的层面。放生过了就觉得自己的意愿实现了，至于放生的效果究竟如何则不会介意，反正内心的满足已经实现了。同理，捕捞者的急功近利是不言而喻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变成了唯一考虑，不管是竭泽而渔还是饮鸩止渴，他们统统在所不惜。政府能辞其咎吗？诚然，我们不能要求政府事必躬亲，甚至我们也不是要求政府保护放生的每一条鲤鱼，我们所期待的是黄河里的鱼苗能够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期待放生者的放生不是给人提供猎物，我们期待捕捞者能够适可而止。这些显然不是仅仅靠宣传和自律就能做好的，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其实还有很大一篇文章可以做。

其实，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处于放生者还是捕捞者的角色呢？当我们放生的时候是不是也仅仅满足于放生的那一瞬的欢愉？当我们可以捕捞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择手段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