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饱受空气污染之苦，李贵欣一纸讼状把石家庄市环保局告上法庭。这一案件也成为全国首例公民因为空气污染向政府机关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环境诉讼案。

据最新报道，“雾霾已经覆盖我国1/7国土”。如此严峻的态势下，人们不无担心自己的肺将难免成为“中国好滤芯”。是被动吸入还是主动诉求？李贵欣的做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那就是让政府知道，公民有呼吸洁净空气的迫切需要，环保部门必须要有治理空气污染的有效行动。

不过，李贵欣状告环保局能否换来一片清澈的蓝天呢？从李贵欣的主观认识和诉求来看，笔者并不乐观。

首先，治理空气污染并不只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任何一个公民都义务和责任参与其中。在李贵欣看来，石家庄实施机动车限行他并不认可，认为是“让老百姓来做牺牲”。机动车限行有利有弊，虽造成百姓出行不便，但实实在在能减少尾气排放，有助于减轻空气污染。治理空气污染，老百姓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其次，环保局虽有治理空气污染的职责，但其能量却让人质疑。一般来讲，污染企业往往也是当地的利税大户、GDP的重要贡献者。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地方政府时常昧着良心选择了前者，作为下级的环保部门又能发出多少反对的声音？有的环保部门不光不作为，甚至帮着污染企业欺瞒掩饰，比如某环保局长著名的“水煮红小豆”歪理。

李贵欣说，当年非典能很快控制住，是因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治理空气污染也是如此。笔者觉得，非典有害无利，当然会上下一心，而空气污染背后却牵扯了太多利益纠葛。污染企业污染了空气，却贡献了GDP和税收，给官员创造了政绩。治污就可能影响到GDP和官员政绩，治与不治颇费一番思量。空气污染有一个重要的污染源，那就是工地扬尘，牵扯到市政和房地产建设，这个又怎能说停就停得下来？因此，治理空气污染可不是环保部门高度重视就能马到成功的。

基于上述，笔者觉得李贵欣状告环保局，有积极意义但作用肯定有限。它更多是像李贵欣说的，起到一个“唤醒”的作用：唤醒民众的法律意识，维护自身权益；唤醒环境执法部门采取有力手段，让老百姓能呼吸上新鲜空气；同时也唤醒政府、立法部门关注环境问题，多方联动，大力治污。（王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