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澎湃新闻报道了山东临沭县8岁幼儿李致康事件。在接种甲流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此后变得无法说话、正常行走，智力也只有幼儿水平。在数次进京上访后，当地卫生局与患儿家庭签订了一纸协议，补贴10万元，并约定不准上访，不准起诉。

疫苗事件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事件，人都有老少，岂能无动于衷。几次疫苗事件报道过后，都能发现，注射疫苗的新生儿人数急剧下降。疫苗是一种大概率的防治，造成小概率伤害，从冰冷的概率方面来说，是能接受的，当然，具体到个人感情，谁也容不下丁点误差。实是人之常情。

不打疫苗行不行？短期来看，看不出什么不打的危害。但是，任何事情放在一个更长的时空范围内来观察，结论或许不同。无须否认，通过注射疫苗，常见的疾病之防疫在中国取得了累累硕果，大幅提升了人口存活率与群体健康程度。这是在议论疫苗是非之时不可忘记的底线。

如果不打疫苗会有怎样的后果，这是众多困于报道而不敢打疫苗者内心的惶恐。这同样是一个概率性事情，有人不打，一生无事；也有不打的，若干年之后或要为此买单。这可以参照中国实施疫苗防御计划前后情况进行对比，或可得出有力的结论。

山东临沭县8岁幼儿李致康事件，公众集中讨伐政府的处置措施，也有人对媒体的放大效应颇为忧郁。有人或指责政府轻看人命，有人或指责其浪费纳税人钱财，也有人指责地方官员纯粹一个维稳心态。也就是说，用了十万块，没有取得任何一点正面效果。因为，上访是公民权利，禁止公民上访是赤裸裸的用行政权干预人权的行为。

疫苗有没有问题，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从临床应用来看，虽然不时有疫苗事件出现，但出事比例确实是非常之低，算小概率事件。科学并不代表没有例外，真理也不代表绝对，疫苗的使用会在一定概率上导致伤害，这一点，不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应有基本的认知。只是，面对这种小概率事件，政府该如何进行处理与救助，却考验着政府的制度建设能力。

 “恶魔抽签”的说法，无法救政府部门脱身泥沼，10万块钱远难承担起政府应有的责任。国家不能无视民众之疾苦，这是政府存在的道义基础与法律基础。对这种疫苗致病残的小机率事件，政府如何体现自己的担当，或者通过制度设计来呈现担当，显然需要智慧。

西方东渐，无非是文明余波。美国1988年立法”国家疫苗伤害赔偿项目（VICP），值得中国借鉴。该项目规定，每使用一只疫苗，收取0.75美元的税，由卫生署，司法部，联邦法庭共同管理，用于万一出现的疫苗不良反应，由法庭决定赔偿。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的悲情指数，也为不幸被恶魔击中的生命争取了一点尊严。

反观山东李致康事件，政府对其赔偿10万元，既出无名，也是杯水车薪。如果能建立类似于美国的国家疫苗伤害赔偿项目，当能收获道义与责任两全。当然，我们或许还应引入保险制度，即为每一针疫苗投入保险。一旦出事，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如此一来，既可最大程度的限制恶魔对个体的伤害，也不至于让疫苗被妖魔化，降低整个中国的医疗健康水平，陷政府工作于被动之中。（花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