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增城原市委书记朱泽君及其兄妹先后介绍了3个工程包工头，广州市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秘书长（副处级）蒋志恒声称“因害怕领导打击报复而被动屈从”，收受了905万元贿赂款是包工头送来的“感情费”，昨日上午在广州市中院受审时痛哭求轻判。（腾讯网 7月2日）

蒋志恒对自己的贪腐辩解虽说无耻又可笑，但却给人以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东莞市虎门镇委原副书记被控收受过百万元为一家企业行方便，受审时情绪失控大哭称，自己是受到原镇委书记的“压迫”，因“怕得罪领导”，又碍于情面，才违心收钱。广州城管局太和执法队原队长王宝林敛财过千万，当年在庭审中，他也曾说过类似“行贿人都是见不到我的，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这些中间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的话。

受贿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索贿，有权者主动要钱，不给钱不办事。此时，即便你要获得合法权益，也要行贿，行贿方完全被迫。现实中，这种受贿最为人们痛恨。法律上这种受贿行为也会受到更严厉的惩处。行贿方因此也可免除刑事处罚。第二种情况是，行贿人主动行贿。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行贿者为获取合法利益而行贿，也有很强的被迫成分。二是为获取非法利益而主动行贿。此时，无论受贿者还是行贿者，犯罪意图和性质都更明显和恶劣。

但不论上述哪种情况，受贿者都处于强势地位。王宝林的陈述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原来受贿者也可能是弱势方。这在理论上匪夷所思，现实中却真实存在。

因为在官场上，下级的官帽都掌握在上级手里，升迁都是上级说算，一个弄不好，官帽就不保。特别是牵涉到一些违法犯罪等，必须要是一条船上的人才信得过。蒋志恒被迫”受贿、“无奈”受贿虽然有自我开脱之嫌，但未必没有真实的成分。宁愿违法犯罪也不敢得罪领导，一方面说明有些领导干部权力过大，已经不受制约，想打击谁就打击谁，想排挤谁就排挤谁;另一方面也说明，法律的惩戒力度还不够--在一些人看来，得罪领导的后果是直接的、明显的，而违法犯罪却未必会受到法律制裁。

蒋志恒可能是在为自己开脱，也可能透露的是实情，揭开了腐败的一种形式。法庭是严肃的地方，既然蒋志恒说了，就不能简单了事，是不是真的，一查便知。如果真有此事，这些中间人是谁，是不是权力系统中人，该负何责、当何罪，都要有明确说，而不是把蒋志恒的“被迫受贿”当做个笑话，一笑而过。（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