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清江

7月2日上午，在合肥市中绿广场开往合肥南站11路公交车上，一个老人对着一个小朋友要求让座，边说还掏出老年卡，称“小孩子就要给老人让座！”但小朋友生病了，感冒难受，一直在咳嗽，没有说话。小孩母亲被这个老人的辱骂气得直抖，说要下车；老人听了就说：“不知道尊敬老人快点滚！”

公交上“让座”引发冲突与争议由来已久。让座本身只是一种道德导向，在公交特殊的语境下，遵循“先来后到+兼顾老弱”的原则，以增强公共资源分配的普惠性，要求一部分群体牺牲部分权利，以“尊老”、“爱幼”的名义给予救济。

毫无疑问，道德并不容易成为行为的标准，可以倡导而不能强迫。就像“不让座是本分”拒绝让座固守权利是一种偏颇一样，老人们拿让座的道德当成权利也是一种偏颇，“被让座”何时成了老年人的特权？不让座就可以谩骂、耍流氓，乃至以尊老的名义来凌弱？

很明显，围绕着“让座”的冲突，归根到底其实是不同群体内心权利的焦虑，种种有声无声的行为都只是这种焦虑的表达，如年轻人反感“索座”，可以让却不能抢。而老年人则可能潜意识认为不索要则坐不到座位，无论是固守权利，还是抡起“道德大棒”，都是试图通过规则来捍卫利己的权利。

表面上看，如果大家都能够持对礼让正确的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加强沟通，可以有效纾解焦虑，形成共识，减少矛盾。然而，在公共资源供给紧张的前提下，供给不足是刚性矛盾，产生种种“争夺”的现象，也无形中催生“弱势自危”的心态，单纯的道德导向，不足以弥合这样的心态，缓和可能发生的矛盾。

公交“让座”或许应该回归到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角度来考量，在提倡礼让道德导向的同时，更应强化分配规则化的调节作用，解决好在供给紧张成为常态下，老年人占座难的机会公平问题，防止“兼顾老弱”成为唯一却泛化的道德义务。

比如，有条件的城市开设老年人专线，在公交车上按比例设计一些老幼孕残专座，用醒目的颜色标示出来，并形成成文的规则：在其他座位未坐满的前提下，普通的乘客不得坐专座；特殊乘客享有专座的优先权，可以向占座的非特殊乘客索要座位，被索要者不得拒绝。诸如此类，将不同的权利进行细分，用规则来求得道德与权利的公约数，消解权利表达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