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阅读·人物仅仅走向反面是不够的，对小说家来说，更重要的还需要另外一个面向——人物应该走向他们的内面

文/杨庆祥

我知道李佩甫这个作家，是因了十多年前读过的《羊的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初级读者，没有接受过多少小说阅读的训练，对一本书的判断还停留在“好看还是不好看”的基本判断中。那时对于一个农村小干部编织起来的庞大政治帝国也充满了好奇，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将《羊的门》作为“传奇”来读的。

《生命册》彻底改变了我对李佩甫的印象。相对《羊的门》来说，这部作品更大气、开阔，更加元气充沛。我在茅盾文学奖结束后的采访中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生命册》：垂问大地，俯瞰生灵，是城乡主题的集大成之作。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母题就是“城乡书写”问题，从鲁迅最早提出的“侨寓文学”，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舍、沈从文的创作，都是城乡母题在文学书写上的不同变奏。这一母题暗合了中国现代史的基本问题，即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仅建构着现代同时也被现代所建构。“人”与“现代性”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在现代书写中构成了著名的写作模式：对乡土文明的乡愁式的怀念和对城市文明病的憎恶和批判。

李佩甫的《生命册》可以放在这一文学史的谱系中来予以关照，他几乎天然继承了城乡二元的结构模式，通过这一模式展示了近50年中国的城乡发展史。它开篇几乎就是对这一结构最直接的陈述：“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似乎还嫌不够，李佩甫又强调了一遍：“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楔子。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

种子和楔子这种比喻会强化“城乡”的二元对立，它很容易让我们读到类似于于连、高加林式的悲愤：一个低阶层的人如何通过个人努力在一个高阶层的空间里获得合法位置，并活得像模像样。

但《生命册》却不是这样一种线性的现代叙事，它拥有更复杂的层面，李佩甫以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方式去展示中国的城乡经验，不仅城市不值得信任，乡村同样不值得信任。这是李佩甫对这一现代母题的拓展，如果说沈从文展示的是单向度的异化，那么李佩甫展示的则是双向度的异化：城市的异化和乡村的异化。

在《羊的门》中，呼天成这个古老的农村人一开始就是黑暗秩序的缔造者，现代没有让他更加文明和理性，相反，让他更加阴暗和厚黑。这是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嘲讽吗？至少，这是对柳青《创业史》中的新农民形象的反写。

《生命册》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李佩甫说：每个人皆走向他的反面。他以这句话来阐释他笔下人物的命运。这既是小说家的创作理念，同时也是小说发展的内在逻辑——故事的情节逻辑和人物的命运逻辑。

《生命册》中的主要人物莫不如此：老姑父、梁五正、杜秋月、梅村、骆驼。正是在正反面之中，性格的矛盾变化构成了人性的复杂。李佩甫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我甚至觉得，如果放弃一种总体叙述的城乡视野，单单就是将这些人物写出来，也会是李佩甫一个极大的贡献，毕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已经很难为我们提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了。

不过需要稍微提醒的是，人物仅仅走向反面是不够的，对小说家来说，更重要的还需要另外一个面向——人物应该走向他们的内面，这是更重要的尺度和原则，仅仅走向反面，人可能还是社会结构的衍生品，他们被社会所塑造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塑造，只有当走向反面的人意识到了社会的异化和结构的非理性之后，他才可能继续走向内面。

不仅有正面、反面，还有内面；不仅有真相、色相还有众生相。或许，这样的“生命”才能被书写成册。

杨庆祥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