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玄毅青年学者，武汉大学辩论队总教练，行深辩论，偶有所得。

律师这个职业，文明社会特别需要，但是名声却一直不太好。别的文明倒也罢了，即使是在民主与法治的源头古希腊，也有不少调侃律师的段子，其中有段对话很是有趣。一个年轻人想当律师，母亲劝他：“如果你见利忘义，有神会恨你；如果你秉持公义，有人会恨你，还是不要干这行了吧？”

然而这个小伙子显然是个善辩的好苗子，他马上接着这话茬往下说：“既然如此，如果我秉持公义，显然神会爱我；如果我见利忘义，显然人会爱我，要么人爱我，要么神爱我，可见这行还是可以干的嘛！”

这段对话，既有敏捷风趣的机锋，又有深刻隽永的智慧。从表面上看，连“要不要坚持公正”这个问题都答得这么滑头，可见是讼棍无疑了；但是细究其实质，对“二难”的解构，恰恰说明律师这个行业的必要性。

让我们从头开始说。所谓二难推理，是指用一个选言判断（要么A，要么B）和两个假言判断（如果A，那么C；如果B，那么D）得出结论的推理方式。比如15世纪时，英国大主教约翰·莫顿为重税政策辩护说：人要么生活节俭，要么生活奢侈；奢侈的人反正花销多，多收点税也没感觉，节俭的人反正攒得多，多收点税也没什么，所以无论是谁，加重税收都是合理的。

这种推理方式，中国人俗称“两头堵”，西方人称之为“莫顿之叉”，左右都是理，让你逃不脱。而面对这种困境，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像前面提到的这位希腊青年一样，通过建构“反向二难推理”，来破解对方提出的二难。比如英国人民可以对莫顿说：奢侈的人省下的钱少，收重税钱包受不了；节俭的人平日里都舍不得花钱，收重税心里受不了，所以无论如何重税都是不对的。

而最有名，也最复杂的正反二难推理对决，当属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和他的学生欧提勒士之间的“半费之讼”。二人之间原本有个协议，学生先付一半的学费，待打赢第一场官司之后再付剩下的一半。

然而学成之后，这位学生迟迟没有上过庭，老师等得不耐烦了，直接状告学生说：如果你输了，得付我一半学费（按照我起诉标的目标）；如果你赢了，还是得付我一半学费（按之前的协议，你赢了第一场官司）。而学生回击说：如果我赢了，按照法庭判决不必付钱；如果我输了，那照之前的约定也不必付钱，所以干嘛还打官司呢？反正我怎么着都不会付你钱的。

发现没？这类对话，显然都是没有结论的，因为你能正着两头堵，我也能反过来两头堵，两条搅在一起，结果就是死循环。之所以会这样，和之所以需要律师的原因一样，都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世事几无黑白分明，随时需要讨价还价，而这正是律师的本职工作。

回顾一下刚才的那些问题——要不要当律师？要不要征重税？要不要付剩下的一半学费？这些决策，需要利弊与情理的权衡（或者说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而不是纯粹概念的推演。

比如这个纠结的“半费之讼”，真要是打起官司来，重点并不是逻辑拆解，而是这项协议的原本意图，以及拖欠学费的主观故意；最后顶多（按照现在的习惯）在判词里针对合同漏洞给一个法律建议，而这个漏洞本身，并不会真把法庭绕进去。

总之，二难推理是一柄凶悍的钢叉，但是只要你能从另外角度找到反向的二难推理，它的威力就会被抵消。这正是“可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律师这个职业的意义所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这位年轻人，完全可以这样回答他的母亲：公与私，好与恶，哪是这么简单明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去当律师啊！

·辩行记·二难推理是一柄凶悍的钢叉，但是只要你能从另外角度找到反向的二难推理，它的威力就会被抵消

二难问题并不难文/周玄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