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记者张维纳

“开放式街区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是破除‘城市病症’的一次理性回归”，城市规划师徐伟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国家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对“社区建设”提出指导，是极其罕见的，其意义也是重大的。

徐伟是武汉人，是一名城市规划博士，目前在上海工作。昨天，其撰写的“我为何支持小区不建围墙？”一文网络转载后受到广泛关注。

2011年，徐伟参与了“上海市城市规划技术准则专题研究”，对其中的“开放街区”做过分析。2013年，徐伟对扬州古运河边上一个片区的“社区开放化”做过针对性设计研究。

小区破墙能让生活回归社会

根据徐伟的划分，我国的社区居住模式历经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开放化的苏联式“大居住小区模式”在我国推广，这个时期的社区，是具有开放属性的活力社区，在沈阳、洛阳等地，依然能看到开放式社区的踪迹。“那时候社区没有围墙，推开门，街坊四邻彼此相熟”。

上世纪70-90年代，社区变为半开放化的“工业+居住区”混合模式。自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变为了如今的封闭小区模式。

徐伟总结，封闭式社区的特点是限制进入、公共空间私有化、通常以墙或栅栏为界、以遥控门或有人看守的大门防止外人进入。这样的模式也带来了城市交通阻塞、公共设施分级配置不均等“城市病”。

但在徐伟看来，更重要的是，砌上围墙之后的社区氛围缺失。“在今天的社区，我们很难看到有年轻人聚集起来的社区活动，快节奏的生活将传统刚需的邻里交往诉求变成了非刚需”。

因此，“破墙”后，不仅能把街道还给城市，更能把生活回归社会、把场所还给居民，把活力交给街道。徐伟说，“开放式社区”的回归，打破的不仅是那堵围墙，更重要的是，能让居民在开放的氛围中享受交往和交流的乐趣。

在扬州古运河旁的社区项目中，徐伟设计时就在社区内部引入纵向公共通道和横向景观轴线。不仅能让多个社区的人都能享受古运河风光，同时，社区外市民也可以通过公共通道便捷地到运河边休闲。

“街道宜人、设施完善、邻里相熟”，是徐伟描绘的新社区图景。他说，希望未来的城市建设在社区层面更多的是凸显其公共属性而非商品属性。

破墙需要诸多措施配套

不过，徐伟也坦言，小区破墙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一线城市，在二、三线城市，富裕阶层也多集中在中心城区。围墙破除后，小区间能否真正融合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同时，开放社区建设还要面临物权平衡——对开发商而言，要妥善处理好完整的开发土地产权与切割的公共通道的矛盾；对居民而言，要妥善处理好私有空间与公共空间产权与管理界限的矛盾。

徐伟介绍，在国外，开放街区不会担心安全问题，因为路口路尾以及拐角处都有摄像探头，安保人员24小时巡逻，政府每年会拿出固定的房产税来保障社区。我国建开放式街区，是否会有完备永续的资金消解安全隐患？是否会有多级完善的物管体系来维系日常？是否会有行之有效的社区—居民自组织方法来沟通协作？这都是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同时，与街区式住区规划设计相匹配的，还有土地出让制度的改革、综合交通管制与单向交通的普及、社区协作与制度建设等多个现实问题。

徐伟建议，建设开放式社区，可在社区氛围感较强、犯罪率较低的城市先行试点，成熟后可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