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耿尕卓玛

同济大学教授、媒体产业研究所所长王国伟有28年出版经验，曾策划出版《文化苦旅》、《郎平自传》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书籍。日前，他将这些经历结集成为新书《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2月27日，王国伟向长江日报记者揭秘这些有口碑有销量书籍的“出生记”。

当年《文化苦旅》红极一时，上海有报道称“出版社王姓编辑拿到书稿后欣喜若狂”。时隔24年，作为当事人、该书策划编辑的王国伟坦言，其实他当年从余秋雨书房墙角捡起那些书稿时，并未预料到《文化苦旅》会收获如此大的成功。

2014年《文化苦旅》推出新版时，余秋雨曾表示，《文化苦旅》的盗版数量是正版的18倍，可见其受欢迎程度。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他想出版《文化苦旅》，却苦寻无门。

先是一家出版社想将《文化苦旅》做成旅游册子，再是上海一家出版社想将其纳入一套散文丛书中。当王国伟造访余家，余秋雨已对出版不抱希望，向其吐露不快，却没想王国伟当即说，“把稿子给我吧”。

王国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当时文学不是他的出版方向，但因之前读过《文化苦旅》的一些篇章，认为它是一部历史文化反思的重要作品，应当好好去做。稿纸从书房角落里捡起，递到他手中时，已凌乱如废纸。

次日，王国伟就请一已退休的老编辑用统一稿纸工整抄了一遍。他回忆，看完稿件他认为，全书作为散文非常好读，而且关注历史大事件，脉络清晰，轻松有趣，但要成为一本更厚重的文化读本，还需进一步增加信息量，满足读者的内心需求。因此，余秋雨又补写了一些篇章，如《风雨天一阁》等，书稿从18万字增加到23万字。

王国伟并未想到《文化苦旅》能成为一本顶级畅销书，他甚至在书稿立项后在文化圈做了一个抽样测试，以判断其未来的市场前景。“结果它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说明我的感觉没有错。”等到《文化苦旅》真的出版，首印10000册不出三个月就售罄，很快又加印了10000册，余秋雨也随之声名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