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专栏、传记都是近三十年的产物

记者耿尕卓玛

王国伟最早进入出版界是1984年，老出版家、《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建议他去做出版，他听从了建议。在新书《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中，他并未将《文化苦旅》放在首篇，首篇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的《沉浮》。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是一种定调，力将此书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反思。

他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阅读需求强劲爆发，出版业一派兴旺。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图书市场从文化阅读让渡于产品消费，一代出版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

“在我们那个年代，畅销书、专栏、传记都还未显露。”王国伟说，在其策划的《郎平自传》出版时，还没有成功的畅销书路径，商业模式和市场都不成熟，出版社之间除了报价有一定的可比性之外，很难进行其他科学合理的类比。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专栏的土壤逐渐形成。这十年间，社会转型加剧，中国大部分作家单一的生活经验已无法解释更为复杂多元的城市生活现状，整个文学创作层面产生了普遍的思维断裂和感觉失重。散文随笔的率性和直接成为作家相对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加之大量新报刊创刊，产生大量文学性、社会性副刊的市场需求，专栏出现了。

“中国人过去不张扬个性，对历史、文化的评价不稳定，所以传记没有产生的可能。”王国伟回忆，上世纪90年代传记没有成气候，但他坚定“人对人是感兴趣的”，最终推出《20世纪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丛书》，被其称为出版过的书里最心仪的，若干年后，传记出版逐渐成为市场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