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中，陶渊明是一副饱食无忧、慵懒无力的浪漫形象，不受人间烟火的制约。没想到作家张炜解读陶渊明，读出了新滋味，让陶渊明重回现实，还原出这个诗人当年窘迫而真实的一面。

根据张炜的研究，陶渊明晚年甚至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他在上京的房子被烧，战乱和灾荒造成他在乡间的种种不如意，生活困顿。尤其在内心，他对自己的“前生活方式”其实并没有那么格格不入，甚至频频回首，希望重走仕途。他还要面对外界和自我的质疑，自己的一生是不是一事无成。

陶渊明那些超然物外的诗文，无疑是他能抓住的最后稻草。他意识到，诗文可以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他实际上也做到了，我们后世正是这么看他的。他“为稻粱谋”的努力归于失败，但是他抓住了最正确的稻草。

换个角度看，我们也要质疑张炜，他这种探究是否有必要？如果陶渊明的超然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已经深入人心，那么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再去颠覆这个文化符号？要不要问一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一个文化符号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是一个独立存在。正如贾平凹创造的“文学商州”，“地理一旦进入了文学，就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它们就成了自在自为的东西。即使现实与它们有万般差异，甚至毫无联系，作为读者、旁观者、后来者，我们的内心还是可以安放它们。

文化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从来就不一定重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们最终选择了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张炜的努力，我们也不妨看作是一种新符号和新文化样态的构建。只要他依据的资料可靠，逻辑自洽，他完全可以提出新的观点。文化基因跟自然基因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竞争生灭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裁判者，也时刻等待着被裁判。文/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