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书外·分明是人家早早就出版了这两本书，你们三联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呢。你做宣传，不能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文/李昕

2007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钱钟书集》第二版。这是一个以2001年第一版为依据，聘请专家花费四五年的时间进行全面校核，最后做出必要修订的新版本。为此，我们在南京举办了一次新书发布会，由我代表三联在会上面对媒体介绍新版本的情况。

那天，我首先讲到不称“修订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术著作内容上的修订应由作者亲自主持，而如今本书作者已经过世，其他人无法代替作者履行这一责任；二是我们进行的所谓“修订”一般来说仅限于编辑范畴，主要包括对编排形式进行调整和对第一版中的排校错误进行订正，而不包括对内容的修订。

我还介绍我们放弃一些内容修订的原因。钱先生博闻强记，有老一辈学者说钱先生能背十三经，甚至能背十三经注释。他写《管锥编》《谈艺录》，依据的是他平时随手写下的读书笔记。而做笔记需要征引文献的时候，他常常仅凭自己的记忆，并不去核对原文。这样大量征引文献，便难免有个别地方记得不太清楚；另一方面，钱先生引用文献，有时候不是全引，而是略引，比如一首诗有四句，他引了第一句后，可能直接引第四句，中间甚至未加任何符号。这种情况究竟需不需要根据原始文献进行修改呢？

大多数专家学者不赞成修改。这是因为，一来钱著征引文献数量极大，古今中外，版本情况非常复杂，校改不慎，会弄巧成拙；二来钱先生的征引方式、著述风格，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许多学者通行的做法，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性的学术风气。

做了这些说明以后，我谈到了钱钟书著作的版权情况。因为是面对媒体给新书做宣传，我自然不免要强调三联的版本对市场的独占性。

我说，在中国，《著作权法》实施之后，一本书通常只在一家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是为了支持和保护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出版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允许作者在出版《文集》或《全集》之外，另行享有单行本的专有出版权。根据这一惯例，钱钟书著作原本是可以在三联的文集之外，由其他出版社另行出版单行本的。但是杨绛先生对待版权非常严肃和谨慎，她在三联出版了《钱钟书集》之后，便有意识地停止了钱钟书著作单行本与其他出版社的合作，结果《钱钟书集》共10种，其中有8种由三联书店独享中文版权。只是《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先生才同意保留该社继续出版单行本的权利。

我的这番谈话，以《保留钱著原貌，新版<钱钟书集>不“大修”刊行》的标题，发表在《中华读书报》头版。

杨绛先生平时对文化界新闻相当留意。她看到报纸后，有话要对我说。但是她老人家耳朵听力不好，通电话有困难，于是便让帮她料理版权的友人吴学昭老师给我打电话。

吴老师是吴宓先生的女儿，也是三联的作者，与我们很熟悉，她直截了当地说，这篇采访你的文章，可惹老人家生气啦。

我问为什么？她说，这篇文章前面90%的内容都很好，唯独最后一段，你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他们才继续享有《围城》和《宋诗选注》的版权，不符合事实。杨先生认为，你对人文社不公平。分明是人家早早就出版了这两本书，而你们三联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呢。你说话怎能不讲先来后到？你做宣传，不能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我自知理亏，连忙请吴老师代向杨先生道歉。吴老师说，杨先生的意思，是这篇文章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你要向他们道歉。

我自然无话可说，马上打电话给当时人文社的负责人潘凯雄，说明了原委，表达了道歉之意。凯雄听了哈哈大笑，说：“老人家为我们做主，你道歉我们照单全收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由此认识到杨先生待人处事最讲“公平”二字。

李昕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