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阅读·直到2015年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我才真正阅读雪漠的作品

文/杨庆祥

直到2015年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我才真正阅读雪漠的作品。当时他的长篇小说《野狐岭》是候选篇目，评奖的阅读任务非常重，很多阅读都是职业性的，其实并不能带来太多快感。但读《野狐岭》时候感觉很惊艳，自此就对雪漠其人其作有了更多的兴趣。

《野狐岭》符合我对长篇小说的一种期待，历史的厚度、社会内容的广度，还有历史的纵深感，我觉得在这部小说里都有。

我们知道中国的长篇小说其实最不缺的就是历史，它是整个长篇小说的基石，但是我们的小说特别缺少哲学、宗教，那种相对而言更精神性的东西。雪漠的《野狐岭》在表现历史的时候，采用了值得我们期待的形式，就是那种非常多元的、庞杂的叙事视角，每个人都说一个故事，而且每个故事都说得特别有意思，这是一部内容和形式高度自洽的作品。

形式感强化了作品的美学性质。有些作品可能内容很好，但是叙说的方式特别陈旧，让人昏昏欲睡。有的作品形式很炫，但内容很空。我觉得这部作品特别饱满。如果非要找毛病的话，可能在故事叙述的推进上稍微有些重复的地方。

从西部这个角度谈雪漠的作品，让我想起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西部》里雪漠回忆说他大约从1982年9月开始创作，并发表了自己第一个中篇小说。1985年前后中国当代文学有一场“寻根运动”，但是“寻根”没有完成它的使命，我认为“没完成”是两方面的：文学的方面和文化的方面。

以前我觉得文学上有所完成，包括韩少功、阿城那些作品，但是今天看来还是不够。文化上的确认（寻根主要是文化上的诉求），我觉得更是没有完成。阿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寻根没有完成主要是把文化的确认又变成文化的批判。对于道家文化、儒家文化、楚文化等文化之根的寻求，最终又变成对这些文化的批判，然后又重新回到“五四”国民性批判的路子上来。

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化的追求里面，并没有发现本土文化的自主性。所以，我一直认为九十年代以后，如果“寻根”要再走下去，应该还有一个“再寻根”。

如果放在“寻根”的谱系中，雪漠的《一个人的西部》、《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等以“西部”为主题的作品会呈现出另外的意义，他把寻根的文化诉求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不能说雪漠完成了这中诉求，因为文化的耦合是不断磨合的过程，可能永远都无法完成。他没有站在一个启蒙者的视角或者外来者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或者反思，而是完全用他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中国西部文化的一种自主性，这一点对中国当下写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内在的视角里面，雪漠以西部为中心，其实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主性和历史性。在今天文化再造或者文化创新的语境中，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有很大的一个启示意义。

我读《一个人的西部》、《深夜的蚕豆声》、《野狐岭》，感觉是有差异的。阅读《野狐岭》的时候，快感强烈，因为作家做到了把自己化在语言和故事之中，但在《一个人的西部》和《深夜的蚕豆声》里面，作家老是执著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经验、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时候世界反而离你自己远了。这三部书是一个人写的吗？我倒是怀疑了。作品是作家的落英缤纷，开花结果，我更喜欢《野狐岭》这样的果实。

杨庆祥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