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近代历史人物的事迹，大家多少知道一点，但又不那么知道；知道他的这件事，但不知道他的那件事。总而言之，有时是片断的了解，而不是全面的了解。闻一多和章太炎正是这样的近代人物。

闻一多是诗人，他的作品收录在中学教材，我记得我的语文老师说，闻一多的诗要读出来，读出来、发出声响，才能更好感受到闻一多的澎湃激情。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所精通的学问，对普通人来说过于艰深。章太炎还是鲁迅的老师，鲁迅虽主张中国的书少读乃至不必读，但他在传统文化和学问方面的素养、理解，其实相当深彻，这与师从章太炎这样级别的老师不无关系。

闻一多和章太炎的后人，各自为自己的先辈写了书，本期读+均有介绍。

为人物立传、写史，自己写自己最难，也最容易不客观。康有为写过自传体回忆录《我史》，讲了戊戌变法的内容，康是变法当事人。不过，据当代历史学家茅海建的研究，康有为在《我史》中写得不免有失客观公正，甚至是大段大段的不客观，所以茅海建又去爬梳张之洞的档案，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戊戌变法。

其次难，并且其次容易不客观的，应该是历史人物后人的书写。血脉亲情，尊者亲者，写重写轻，写什么、怎么写，我想难免多少有些犹豫。在法律上，亲人的说法总要打个问号，办起案子，还有回避。这倒不是说至亲之人就一定会去遮掩，而是为客观公正计，这份担心总是在。比如白先勇写过关于其父白崇禧的一本书，出来后就颇有争议。

从这个角度看闻、章后人所写之书，章太炎后人说“我当力求忠实于历史，不为亲者讳、尊者讳”，闻一多后人说“他既是我的亲人，也是科研对象”，“这种使命感不全是因为亲情，还有历史学者的责任”。这说明他们不仅意识到了后人为先人写传的难度和风险，也决心做到客观公正，尽到历史书写者的责任。这就为其他人研究传主提供了材料上的可信度和使用的便利。文/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