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阅读·一流的现实主义和一流的现代主义都是一样的

文/杨庆祥

我读蔡东的小说，不管是《净尘山》，还是《往生》《福地》，她在小说里面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特别宽阔、深邃的空间。这种空间指向了文本中日常生活的黏稠性，也涉及作者讲的“挣扎”。她小说里的人物、故事都处在一个挣扎的过程中，但同时在这个过程里，这个世界又是向人物敞开的。

这让我想到新小说代表作家罗伯·格里耶写的《嫉妒》，如果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来区别的话，他肯定是高度的后现代主义写作了。但是大家看一下，他在描写生活的质感、生活本身丰富的层次性上，它比现实主义，就是我们讲的那种本质化和概念化的现实主义，要现实主义得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流的现实主义和一流的现代主义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是一种三流的现代主义或者是三流的现实主义，结果发现很糟糕。再如卡尔维诺在写《寒冬夜行人》的时候，他写银杏树叶飘落的时候有六个层次，我记得他写了大概十几页。我们可以用最好的，一流的现代主义和一流的现实主义来比照我们当下的一些写作，便知哪一种写作是有质感的。你在此世界里面对此世界表现的质地，决定了一个小说真正的美学等级。

这个问题很重要，最新一代、更年轻的作者，有个怎么在写作中面对生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对小资美学，以及文艺腔特别地持批评的态度。用一种华丽的语言，经过高度修辞的语言和形式——刚才我们说到的二流或者三流的现代主义，来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关切，其实是没有力量的，它本身导致了文学和我们心灵的双重匮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的问题可能是要更直接，因之我高度肯定刘慈欣的写作。

有人说文艺青年不喜欢刘慈欣，我觉得应该写篇文章来批判豆瓣体。豆瓣体和豆瓣酱是什么关系？他们把很多问题搞得混在一起了。他们用什么样的东西把问题混在一起？就是有种我们看起来非常优美的、小清新的、自怜自艾的语言，这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我们心灵的不负责任，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

出走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小资的出走。我们现在大部分描述或者想要写的都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现在作品处理的都是这么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时代和自身理解并不深刻，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

一个写作者能不能真正提出和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问题，这点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出走或者是抵抗，它的形式和主体是我们目前写作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你看刘慈欣，我上次在北大跟他谈，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作品中的“旧人”。他想写新人，他作品里面有很多新人，就是那些冷冻的人。但是这些新人是非常孱弱的，在灾难面前立即就完蛋了，最后抵抗的都是那些经过旧时代的人，就是在旧时代生活过的人，到了新时代，他们都有强大的抵抗能力。

回到蔡东作品，我觉得她的作品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身体，为什么首先是身体呢？因为精神的痛苦，一些虚无的东西必须通过一个“实在”表现出来，那就是身体，那就是细节。所以这是我特别欣赏她的地方。你不能首先就给我一个精神，一个空，而是首先给我一个“有”，给我一个“实在”，然后你在这个“实在”或这个“有”里面，去探讨我们的溃败和匮乏，我觉得这是写作应该走的途径。通过外在的身体书写，达到我们精神内部真正的本质性问题。

杨庆祥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