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璐

编者按：

前两天，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霍顿指斥孙杨是“兴奋剂选手”，造成一个舆论热点。他所指的其实是一桩旧事。2014年，孙杨误服了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万爽力”，这是一种在中国非常通用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其内含的成分“曲美他嗪”，是在2014年初刚刚被国际泳联列入的禁药，孙杨因不知情而误服。随后国际泳联调查事情来龙去脉，对孙杨作了轻微处罚，仅禁赛三个月、罚款5000元，取消他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的1500米冠军。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孙杨曾经有意服用禁药，或者在大赛期间使用禁药。孙杨在奥运会和世锦赛舞台上赢得的任何成就，与禁药无关。

针对违禁药物的有关话题，我们特编发两篇评论，以飨读者。

霍顿指斥孙杨服用禁药，国内很多人表现出强烈的情绪，他们反对霍顿无中生有，故意干扰我方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这就是，运动比赛坚决不能使用兴奋剂。涉及禁药，这可是奥运会最大的红线，也难怪激发起各种激烈的情绪反应了。

和寻常药物所不同的是，禁药和欲望相关。一般的药物所处理的是“病症”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思想家福柯曾经指出，现代世界将人身体的某种状态视为“疾病”，实际上是理性话语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形态，而现代医学及其药物手段则强化了这种理性机制，将人的身体保留在某种“健康”的状态之中。一旦违背了这种理性手段，便被称为“疾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疯癫”和“正常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奥运会中所提到的“禁药”则不仅仅是这一层面的问题。从个人层面而言，“禁药”在短时间内强化运动员的身体能量的同时，久而久之将人的身体置于更为糟糕的疾病状态。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有运动员直接死于赛场上，被查明便是过度用药所致。关于长期使用雄性激素对于女性运动员身体的损害，相关案例更多。从这点而言，禁药首先违背了现代世界的基本伦理，对人的生命权形成了挑战。

禁药的服用往往被视为一种对公平竞争原则的破坏。当然，从最低的层面而言自然如此。服用禁药的运动员在短时间内处于身体机能的兴奋状态，对不使用药物的运动员来说，无疑是不公正的。但更重要的在于，这形成了一种针对契约精神的背叛。假如只谈论公平，那么彼此都不服用药物，或者都服用药物，同样形成了某种公平；然而契约精神在于，一旦建立了基本的规则，则彼此应当遵守。现代世界的秩序，也恰恰是在这种契约精神上得以形成的。契约精神本身，体现了个人理性的统一性，这意味着不管我们来自哪个种族或者国家，在基本的理性层面，人们能够达成一致。这也正是奥运五环能够环环相扣的基础。

因此，禁药之所以作为禁药，实际上意味着它试图破坏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让运动员的身体被欲望所掌控。它跨越了普通药物对于个人身体的理性建制，使得欲望构成了主宰身体的霸权。我们知道，奥运精神的核心在于对身体的激发和挑战，这一切建立在个人自然身体的基础之上，试图追求的是在自然的训练条件之下，人的身体所足以达到的极限，一切装备和训练设施只是完成身体辅助的功能，而不是对于身体的僭越。然而禁药则恰恰相反，它构成了一种反身体的装置，使得人的身体成为工具，而不再处于自然状态。运动员的肌肉和精神，在禁药的刺激之下，反而不属于运动员的个人主体，这才是禁药应当被严厉禁止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哪怕开发出某种兴奋药物，对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没有损害，但若其是对于人类的自然身体形成变异性的刺激，这依旧是违背奥运精神的。

奥运精神是现代精神，但是正如开幕式中的圣火一样，指向的根本价值却来自于久远的人类源头，只有对于个人身体的尊重，才体现出奥运会每一项运动的真正价值。正因为这些价值的存在，人们才会那么在意霍顿的言论。他们的种种热烈表现，主流都是要维护奥运的公平理性精神。（作者为本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