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杨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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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六中全会为全党立“最严家规”，既然是规矩，自然就具有一般性与原则性，但也有很强针对性。全会公报提到大量针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明确要求，比如“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等，“严”字就立在这些具体规矩中。

这是一系列禁止性规定和政治要求，凸显“最严家规”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从严治党不是平地起风雷、为严而严，而是针对党内政治生活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找出问题，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回避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或者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从严治党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有个成语“讳疾忌医”，蔡桓公对自己的病遮遮掩掩，神医扁鹊看着他一步步病入膏肓，而不得妙手回春。有一段时间，有些领导干部对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不正常现象关注不够，看得不透，总以为是细枝末节，不可求全责备。有的人以“领导干部也是人”来为领导干部身上的错误倾向辩护，实质是搞“鸵鸟政策”。有的人屁股不干净，分析问题自然是虚情假意、言不及义。还有人信奉党内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谈问题避重就轻，把“雾里看花”“难得糊涂”当成自己的官场哲学，丧失了基本的是非观念和判断。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据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披露，周家占用河北省军区一座16个房间的二层小楼，雇用两个保姆、两个厨师，光保姆和厨师这两年就开支公款上百万元。正因为自己生活腐化，他妄议中央八项规定“抓得太细了、太严了”，并告诉班子成员“酒该喝还是要喝的”。他曾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他的眼里实际上没有问题，特别是镜子里看不出自己的问题，批来评去都是避重就轻、虚与委蛇。

从严治党要解决的是牛栏关猫的制度尴尬，“严”是规范性，一定有其规范的对象，也就是错误观念、不正之风。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治党要严，必须找出一个个问题的蚁穴。要正视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要公开地照镜子而不能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必须敞开天窗说亮话，对问题看得清、拿得准，才能严到好处、严得其所。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正是那些“提倡”“禁止”“反对”，使党员干部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准，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从此有了遵循。严从不抽象，它总是面向社会生活的实际，遵循党的先进性和人民呼声，拒绝“鸵鸟政策”。正是这些具体而明确的规范，扎紧了纪律的篱笆和制度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