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鸢》的故事，从笙哥的被收养说起。因为是被收养，所以没人知道底细，所以他的底细由收养他的家庭赋予。笙哥三岁才开口说话，讷于言、敏于行。在他眼中，大到张作霖皇姑屯被炸，小到自家荣枯起起落落，“纵使团圆万般好，总有人舍弃了小我，去做燎原的星火”。

这本书以不动声色的口气，讲述了太多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笙哥眼中的一段段家事，加上他自己的成长经历、爱情故事，如滴滴泉水，汇入江河，流向大海。于家事之中看大历史，《北鸢》最终呈现给我们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景图。

葛亮书写近现代史，《朱雀》在前，《北鸢》在后，共同构成一套“南北书”。他在南京成长，以博士身份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力求做一名时代的“在场者”。近段时间他各地辗转，很忙累，但与记者微信互动还算及时，回复采访提纲积极认真。他身上带着鲜明的学者式儒雅与专注。他自己透露，为了写这本40万字的小说，前期他做的笔记就有100万字。

笙哥、仁桢，分别对应葛亮的外公、外婆。他们在结识前，是两个平行空间。小说采取双线并行的方式，把抗战背景下的家国震荡交织在一起，使得作品有了立体感和层次感，也打破了“个人叙事”的单薄感。历史无日无之，螺旋前进，到了葛亮笔下，都转化成最朴素的生活。生活借此机会丰富了大历史。

“我想要表达的是，人究竟该怎么看待时代的常与变。变是常态，常也是常态，变是内部所产生的时代向前推动的原发力。”葛亮说。

有的媒体解读《北鸢》，认为这书只是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的清明上河图，我觉得这样的视野有点偏狭。葛亮作为作家，其目标当然是要书写普遍意义上的“人”，尽管他下笔的突入口具有特殊性。他所瞄准的中国人群体，今天的我们无论坐在哪里阅读，都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文/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