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阅读·能否塑造出这样的人物，不仅关系到某个具体作家的成败，也关系到整个当代写作的成败

文/杨庆祥

我曾经在当代文学史课堂上做过一次随机调查，让学生们说出当代文学中令其记忆深刻的人物形象，学生们大概能说出的几个人物形象是林道静、梁三老汉、高加林和许三观。而对于非中文系的学生来说，知道的大概也就是一个许三观了。

这是一个让我担忧的现象，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魅力所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够提供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对于西方人来说，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贵族和平民，一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人物的谱系可以源远流长：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少年维特、高老头、于连等等。

中国文学同样“人物众多”。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下写作在塑造人物方面变得越来越弱，能满足大众想象的典型人物庶几为无。

原因很复杂，我想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对文学“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的排斥，当代写作在有意规避曾经的那种现实主义；第二，在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写作思潮的影响下，当代写作开始强调某种情绪化、符号化的写作倾向，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这一写作思潮中被放置在非中心的地位；第三，虽然当代写作依然有人坚持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写作方向，但是因为对于当下社会把握的能力有限，这些人物形象并没有塑造成功。

这种种原因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最近20多年的严肃文学写作几乎没有提供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文学由此变得越来越圈子化，没有能力与社会互动。与此同时，社会又非常渴求这种文学性人物的参与，于是，通俗文学（好莱坞式的电影和中国式的网络文化）占据了社会讨论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严肃文学写作是否该反躬自问呢？

2016年的中篇写作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虽然那种习惯性的、陈规式的写作依然占据了各大期刊的大部分版面，但是依然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倔强地露出头来，这些作品一个总体的倾向是，都试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塑造出饱满、有个性、富有张力的人物形象。

蔡骏的《白茅岭之狼一夜》是首先值得注意的作品，蔡骏以传奇小说的方式处理历史题材，以悬疑、侦探的手法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但最后的目的，指向的却是一个类似于“英雄人物”的塑造。在老狱警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笔下人物的影子。

南飞雁的《天蝎》与其说是在写官场，不如说是想通过这一典型的中国环境来塑造独具特色的中国式人物，这些人物如此之独特，其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几乎离开了这一语境就完全不成立，在竺方平和丁靖蓉这类人物身上，深刻地烙印着一种中国的当下性。

相对而言，孙频笔下的人物有点分裂。《万兽之夜》中的李成静是这一方面的典型，那种对情感的强烈渴望使得李成静变成了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她敏感、多疑、胆怯又疯狂，孙频的决绝之处在于，她永远不让这些人物完成其自我，而是一直以一种撕裂的方式存在于世——这也是孙频小说能够带来强烈冲击力量的秘密之所在。

文珍这些年致力于一种现实意义上的“北京书写”，她的《张南山》可以放在这一谱系中予以确认，对于城市小人物的“看见”，是文珍情怀之所寄，也正是通过类似于张南山这样人物的观看、书写和形塑，北京城以及北京所代表的现代生活才落实了其具体的物质性和精神性。

总体来说，这个选本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对于典型人物的书写和塑造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美学和历史功能，能否塑造出这样的人物，不仅关系到某个具体作家的成败，也关系到整个当代写作的成败。

杨庆祥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