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甜

林东林

那么多年来，十分难得地在中秋前后回了一趟老家。

华北平原上，秋忙已经开始，花生熟了，大片大片的玉米正被收割。走在两旁都是青纱帐的乡间小路上，再一次闻到了空气中的甜味，那是打碎的玉米秸秆的甜。

小时候没有糖吃，吃过茅根，吃过生茄子——生茄子也是甜的，吃过高粱秸秆，吃过玉米秸秆，还吃过玉米须。一丝甜，就会让艰涩的童年多一丝快乐和明媚——这也许是事过多年之后的心理作用，也许是旧时光发酵带来的一种愉悦。

现在，甜已经不再稀奇，糖不用高高地摆在商店食品柜的最上层，也不用偷偷舀一勺放进嘴里默不作声地等着它化完。事实上，我们对糖和糖的象征也已经习以为常，而甜也就没有那么甜了。

读过西敏司的一本书，《甜与权力》。

他说的是糖身后的历史，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糖的历史就是人的命运。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经关系联系在一起，也呈示了糖如何经过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嵌入进日常生活的肌理。

是的，当糖经过等级梯度下沉之后，甜也不再是诱惑和想象。但是一旦有机会，我还是会鬼使神差地想去看看甜的源头。

多年前，去看过桂林阳朔漓江边的一家废弃糖厂。那家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糖厂，由青砖砌成，高大坚固，墙体上还残留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印迹。我站在还保留着旧日痕迹的高大车间中，想象着当年提汁、清净、蒸发、结晶、分蜜、干燥等由甘蔗制糖的熟练工序，每一步都是在努力接近甜蜜。

小时候，大人们猫着腰在田间收玉米，我也曾经拿着玉米秆当兵器玩耍。那时候收玉米很费工夫，要钻在高高的密密麻麻的秸秆间，一棵一棵地把玉米棒子掰下来，收到箩筐里拖到地头装车。一亩地，一家人要忙活一个上午才能收完。运到家后，还要剥开青绿泛黄的玉米皮，将十几颗玉米用皮绾结在一起，挂在树梢上晾晒。

到了冬天，再用锥子把玉米粒一颗颗钏下来，几乎要钏一个冬天。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在钏玉米，我也在钏玉米，瞌睡了，一不小心就在手上钏出一道口子。冬天冷，伤口要很久才会好。钏完后的玉米芯可以生火，把有伤口的手放上去烤，会生生地疼。

回到家时已经到了下午，一家人正要去田里收玉米，我也跟着去了一趟田间。不过，现在基本上不用我动手，收玉米太方便了，收割机只需走一道，就有剥好皮的玉米送出来，运回家放进脱粒机，就是一粒粒的玉米。一亩地转眼间就收完了，装车拉回家，哥哥开车，我坐在副驾，母亲和嫂子坐在堆满玉米的车斗上。

一家人，行驶在我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的故乡的秋天。

这一幕我很熟悉，几乎就在眼前。不同的是，在很多年前，开车的是父亲，坐在副驾上的是哥哥，坐在车斗里高高的玉米堆上的是我和母亲——那时候哥哥还没结婚，我还没有离开故乡，父亲还没有埋在玉米地里。和现在一样，那时候，也是一家人。

在回武汉的火车上，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首诗，名字叫《世界的甜不一定都是甘蔗的》，作者是卢辉：

世界的甜不一定都是甘蔗的\那一折就断的甜\只适合在嘴里\舔了又舔\我所要的甜\也不是雪中送炭的那一种\一袋大米\一对红联\灯笼一挂\欢天喜地的\纸屑\有些甜\看似一张旧报纸满墙贴\其中，墙上的人\就算你打着灯笼\找个遍\不如睡个觉\在那里\见上一面

看到窗外快速掠过的原野、沟壑、水塘、田地以及平原上方块一样的农家院落，我又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一幕。秋天的庭院里，高高的蓝天，高高的白云，父亲在院子里竖起梯子，往那棵高大的槐树树杈上挂玉米，挂满树杈，又挂满枝头。我一边给他递送从母亲手里接过来的玉米，一边看着秋天在一片深蓝中托举起一片金黄。

我在火车上睡了一觉，没有梦见秋天，没有梦见玉米，也没有梦见父亲。我知道，那时候的甜，可能永远就留在那个时候了。

我还知道，以后它们会更甜，越来越甜——甜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