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山县16名目击者签字作证，7月12日上午，陈作雄骑两轮摩托车在东门桥头，遭便装执法人员“钓鱼执法”，他的车被扣押。当天下午，陈作雄写了两份“申冤书”，一份留在家中，另一份带在身上，然后走进了交通局运管所。十多名群众作证称，便装执法人员坐上死者摩托车要求搭载；当地政府否认“钓鱼执法”（来源：新京报2014-07-23）

所谓“钓鱼执法”，从法理上分析，是指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从法律层面来说，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对于湖南“摩的”司机疑遭“钓鱼执法”自杀这起事件，虽然当地政府否认“钓鱼执法”，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悲剧的发生与执法人员的不当执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换句话说，陈作雄之死，当地执法部门脱不了干系。

在了解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后，不难发现，当地官方否认“钓鱼执法”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难以让公众信服。首先，死者陈作雄这次摩托车被扣为讨个说法劲头很大，甚至写了“伸冤书”。事发前一天，陈作雄的一辆摩托车刚被执法人员没收。据家属们说，前3次摩托车被扣后，他也讲过自己确系在拉客时被逮到，陈作雄并没有去要。那么，这次为什么劲头这么大呢？不难想象，肯定他认为这次确实没有载客，莫名的摩托车又被扣了，内心非常生气，以前肯定打过交道，深知这次是执法人员下的一个套，最终为讨个说法去了交通局运管所。在笔者看来，起因就应该是上述的内容，这是判定执法人员是否“钓鱼执法”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为何陈作雄上吊自杀的一个原因。其次，十多名群众作证称，便装执法人员坐上死者摩托车要求搭载，当时在现场的商贩们也说，事发地十字路口正好有摄像头，是不是“钓鱼执法”，调出视频一看便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关键证据，有人证还有视频资料，说没有“钓鱼执法”也应该拿出证据来，根据调查情况来看，官方回应称不知道当天谁执法，这很明显有互相推诿的嫌疑，难免让公众产生质疑。除此之外，记者调查发现，其他“摩的”以往也被“钓鱼执法”过，这说明当地“钓鱼执法”现象肯定存在。最后，官方否认“钓鱼执法”，那陈作雄的死又作何解释？清洁工在交通局运管所三楼办公室发现其尸体吊在电扇挂钩上。经警方勘验，陈系自杀。陈作雄为何自杀？不可能平白无故自杀吧，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也从侧面说明执法部门脱不了干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不是“钓鱼执法”自己最清楚。

事已至此，对公众而言，肯定期待事实的真相，对于死者家属来说，肯定也需要一个说法，这就需要相关责任部门认真调查清楚，给公众和死者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笔者认为，这场悲剧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更值得引发思考，“钓鱼执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为何频频出现，甚至酿成悲剧，这给我们社会带来很多不良影响，相关部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在笔者看来，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的笼子里，“钓鱼式执法”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李海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