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企业的票子，屡被禁止的“红顶商人”，仍在编制内外自由游走—最新数据显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共排查出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近8万人次，完成清理约5.5万人次。（9月27日新华网）

    谓“红顶商人”就是戴着红帽子的商人，就是和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互惠互利”的商人，这样的商人历史上很多，最著名的当属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他是中国晚清第一大豪商，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胡雪岩的资产就已达2000万银两以上，田地万亩。他被慈禧太后赐予二品顶戴、赏黄马褂、准紫禁城骑马殊荣的商人。1884年胡雪岩受洋商排挤破产。

     “红顶商人” 是“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下的产物。几乎每一个拥有丰厚利润的所谓“老字号”企业的背后，都有一个或者一群官员的身影若隐若现。直到今天，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依旧是显著的赢利模式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倒下的腐败官员的背后，几乎都会看见企业主和老板的影子。现代的“红顶商人”这边从政、那边从商，看似长袖善舞，两不耽误，实际则是误国误民。

      “红顶商人”既是“裁判员”，制定有关政策，从宏观上指导和解决有关问题，又参与经营，兼职“运动员”，企业可以利用其官员身份和权力获得“保护伞”，使企业在行政的干预下“红红火火”。而官员本人则可以利用“老总”的身份坐享其他官员所享受不到的丰厚利益，甚至逃避法律和政策对官员的监督管理，成为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化、钱权交易的温床和土壤。 同时，这种“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兼职现象使执法部门无所适从，难以管理，工商部门如何去管理一个兼职厂长的县委书记？更重要的是“红顶商人”头戴“安全帽”，身着“救生衣”，公权私化，在自己从事的经营活动中，与同行业的竞争有着无可比拟的政策资源、资本资源、服务资源甚至是司法资源上的优势，严重破坏了企业的法人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秩序，是市场规则下的最大不公，恶化了市场生态环境。

    地方政府不惜屡屡违反中央禁令让私营企业主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当然不会没有理由。明的是为了吸引投资和奖励纳税大户，暗的则有可能是部分地方官员对一贯支持自己的各位“老板”的酬谢。而私营企业主之所以对兼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如此感兴趣，看中的自然是这些“官帽”背后代表的权力。有一张印有官衔的名片和一辆挂着政府公车牌照的轿车，在生意场上当然能方便许多。而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无疑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官商勾结从古到今一向是大忌，“红顶商人”正是官商勾结的最坏实例。有钱就能当官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变得更为肆无忌惮。“红顶商人”的出现也意味着原本较为公平的商业竞争已经变味，守法经营的正当商人在资源、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要让“红顶商人”脱下官服，光靠媒体的舆论监督显然远远不够。事实上，很多私营企业主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的事件被曝光后，当地往往只是下个文件免职了事，而对违反干部考察和任用基本程序的相关领导却并无任何处罚措施。如果这样,恐怕“红顶商人”还不会很快从中国官场上消失。（张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