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纪检部门查处了72名干部涉案的乐昌市“红包”腐败窝案。原11名市委常委中，包括市委书记李维员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涉案，“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此案成为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人民网，1月6日）

在这场大众看似稀疏平常的论战中习俗成了关键先生，如果没有习俗，或许就没有红包，也就没有顶包。如果没有红包，9常委集体就不会沦陷。为什么一个连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在这些人中就成了耳旁风呢？笔者认为答案在于这些官员没有过的了“习俗”这个坎儿。

中国人讲究人情，情义比天重，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无不体现浓浓的中国味儿，这个习俗更是中国人人情的一部分，它深深的植根于我们的灵魂深处，小孩子收获大人的压岁钱是孩子最大的幸福，在这9常委眼中习俗的外套一披上就是情理外衣，黄金铠甲，把红包易俗，或许收些“压岁钱”没什么大不了，按照习俗办事儿也未尝不可，但是过年不是月月过，天天过，时时过，他人手中的压岁钱不是哭闹的利器和本钱，糖吃多了会蛀牙，压岁钱要多了会蛀心，明明是违法违纪，却硬是要套上习俗礼仪的光环，明明是知法犯法，却是移花接木，巧立名目。“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就是这些人的真实写照。

当我们在集体声讨这样的悲剧之时，我们也要思考官员在处理情、理、法的关系时如何才能顺情，依理，畏法。是情理法还是法理情，当法理的高压线被情利用时，法理就成了某些蛀虫的人心中的花瓶和摆设，如果法理放在至高的位置，似乎情又被冰冻，但是社会秩序和长治久安需要法理的规范和约束，官员不能以此为借口越过高压线，有恃无恐，峰不能将三者对立，而是要法中育情，情中看法，如此官员才不会掉进万丈情崖深远，社会亦可理顺其自主关系。（文/曾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