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镇江市民防局原局长朱冬生因犯受贿罪被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而法院最终认定的朱冬生的受贿金额，接近200万元。（7月13日  现代快报）

现年59岁的朱冬生，幼年时父母离异，由祖父母养大。为了糊口，和哥哥曾在村里替人打零工生活，“在马路上跌个跟头都恨不得抓把泥回家。”朱冬生在案发后形容当时的窘迫，“穷怕了”心理让他大肆捞钱同时抠门省钱。

这已不是第一个落马官员在解释自己的腐败行为时，提到“穷怕了”。刘铁男在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558万余元，在解释自己的贪腐行为时，他说他小时候过的是穷日子，穷怕了；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在接受调查时写了份思想汇报，谈及贪腐原因:父亲双目失明，两个弟弟也双目失明，母亲又患有气管炎，奶奶去世时家里欠债无力偿还。因为“从小穷怕了”，所以“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最终越陷越深。

如今，朱冬生也用“穷怕了”解释自己大肆受贿，大搞权钱交易的行为，似乎言下之意就是：因为小时候穷，所以当官了就要捞钱，当官就是为了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所以“不怕腐”。咋一听，这样的理由虽不合理但合情，因为“穷怕了”所以贪腐有其“正当性”。俗话说，“人穷怪屋基”，其实把“穷怕了”作为贪腐的缘由，是一种“怨天尤人”，是把屎盆子扣在祖辈父辈身上，极其荒谬可笑，值得警惕。

从古至今，因小时候“穷怕了”而被金钱“控制”的贪腐官员何止朱冬生一人，他们就像严嵩的象牙犀角、刘瑾的黄金玉带，难以计数。仅党的十八大以来，据公开报道，周镇宏、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季建业、冀文林、姚木根、申维辰、万庆良等都属此列。留意这些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出身贫寒，经历过食不果腹“穷怕了”的日子。按理说，这些人经历过艰辛的磨练，当以同样出身贫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王安石称为“一世之师”的范仲淹为榜样，在生活改善后，更能体会到苦尽甘来的不易，更应该懂得知足和感恩，更应该回馈社会，为民谋福祉。然而现实却给出了另一番景象，他们熟读岳阳楼记，却没有把范仲淹视为“一世之师”，只要条件允许，就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寻求物质“补偿”。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训，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必定会成为腐败丑闻的主角。

莫让“穷怕了”成“又腐了”。虽然舆论认为“穷怕了”作为反腐理由是“虚情假意，不值得同情相信”，但从领导干部到阶下囚，对社会其他成员有所警示，也不失为一件有益之事。孟德斯鸠曾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尤其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仅仅靠官员的道德和党性观念的约束来抵挡金钱、物欲的侵蚀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在制度反腐的建设，不让贪腐者有侥幸之心和漏网的可能，要让其“不敢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