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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过一死

他说，大陆现在共产党虽然还不行，但一定会赢，因为国民党没有民心了。后来他被特务抓了，他不是共产党，熬不住酷刑，就被收买了，成了特务。

我从茶叶试验所回学校时，碰到他，我告诉他，我要回冈山教书了。那时知道我回冈山的只有吴寅生，很可能是他说出了我。但他误以为我是去冈山中学，所以后来特务先去冈山中学抓我。我坐牢出来后，他曾叫一个朋友带话道歉，说，他没有讲我是共产党，只说和谢雪红关系密切。我说道歉没有用，我牢都坐过了。他后来在台视当副导演，他老婆是很有名、很漂亮的闽南话演员。

第二个线索是这样。在“保密局”被审讯时，我一直不承认，那个审讯的人说，你上级已经招出你了，就把自白书给我看，我只看到“陈明忠”三个字。后来他要抽烟，打火时被风吹熄掉了，他转过身去打火，我趁机去翻那个自白书，看到第二页的签名，洪什么儿，中间那个字没来得及看清楚。他回过身来，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个名字了。

后来我在“军法处”的监狱碰到张伯哲，他问我：“谁讲你的？”我说：“一个叫洪什么儿的。”“是洪麟儿”，张伯哲说。李乔松去内地以后，把我的组织关系交给洪麟儿。那天按照约定时间碰头时，洪麟儿没来，我就跑掉了。所以洪麟儿没见过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区委的，家里有武器。张伯哲就是逃到他家里被抓的，要抓洪麟儿，结果还抓到张伯哲，想抓小鱼，连大鱼都抓到了。

张伯哲判断，关于我的情况，法官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咬紧不承认。我在冈山农校教书一年多后，才被抓，吴寅生打的报告，是“二二八”时期的事，是旧案。从这条线索判断，我的新案只有洪麟儿提到，此外没有任何证据，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加入地下党。不论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认，我因此逃过一死。

1950年夏天（暑假的返校日），我在冈山农校被捕，先被送到冈山宪兵队，又转移到彰化宪兵队，然后是台南宪兵队、台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后到“军法处”。

在彰化宪兵队，被刑求，先是灌水、夹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砖头一块一块往上加，我都不承认。刑求的人说：“再加一块，你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我一想，是啊。于是招供。招什么？我说：“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到这个组织。他们说我不老实，把我移交到台南宪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