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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转到了新店分所
虽然郑海树的岳父(郭平坦的父亲)是当时台南纺织界最重要的企业家之一(比当时新光集团老板吴火狮更为重要,在某一个纺织公司担任董事长,吴火狮是他的总经理),花了很多很多钱却救不了他女婿的命,只做到让郑海树在被处死之前,秘密地和家人(妻子和孩子)见了最后一面,而这使郭家开始走下坡路。
我从台中回到冈山时,是通过蔡仁雄和台南工委会联系上的(这件事前面已经谈过了)。我在狱中倒马桶碰到郑海树,他说:“蔡仁雄自首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是案头。”我说:“我没有承认参加共产党。”他说:“我知道,我也没有讲到你。”我前面讲过,我曾带蔡仁雄去躲起来,蔡知道我被捕后,就出来自首,他也没有讲到我。自首的人什么都得讲,如果不讲,后来被发现了,就是死刑。我被捕一段时间,蔡没有被抓,
蔡就判断我没有讲他。所以他后来自首时,也不讲我。说起来,大家都是胆子大,所以蔡很佩服我,他对我也真够朋友。那时候只要郑海树和蔡仁雄任何一个提到我,我恐怕就难逃一死(因为“二二八”我有被通缉的案底)。
后来我被转到了新店分所。一般来说,送到新店的应该就不会死,留在“军法处”的大多会死,但有个例外是谢富。他本来已送到新店了,他就是被派到埔里通知谢雪红撤退的那个人,他原来是台中市委,做生意掩护身份,国民党不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那时台中市工委被破坏,重要的人有洪幼樵、蔡寄天。蔡寄天是原台中女中的训导主任,是蔡孝乾和洪幼樵的联络员。蔡寄天自首了,后来成为有名的反共文艺理论家,改名蔡丹冶。
蔡寄天被审讯时,知道洪幼樵快要搭船出逃了,他撑着,预料那天船已经开走后,才供出洪幼樵,没想到因为台风,船没有走,洪幼樵就被捕了。洪幼樵被捕,讲出了谢富的事。谢富从新店调回“军法处”,被处决。
新店的牢房比较大,可以睡十五六个人,如果睡十五个人,马桶就放在角落。如果多来一个人,就把马桶放过道中间,角落就可睡人。有次新来一个人,是个乡下人,这房里有个流氓欺负他,不让他把马桶放中间,不给他地方睡。我看不过,就过去把马桶搬到中间,流氓大怒,跟我打起来。看守来了,说我煽动闹事,就把我调到隔壁,用绳子吊起来,只能踮脚尖站着。那间牢房有个鸦片案的犯人,他拿一床棉被垫在我脚下,这样我就能站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