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编辑整理

吕正惠校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新店分所判刑确定

他又拿一双筷子，竹子做的，把竹子皮剥下来，削到很薄，插到手铐孔里，一下就打开了。那牢里关着不少鸦片案的人，对他们来说，最惨的是没有鸦片了，犯起瘾来没法子，一直哀号，眼泪鼻涕直流，有个人整整叫了几个礼拜。

我的案子就是在新店的时候判的。因为我始终没有承认参加共产党，而只承认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们查来查去也查不到这个党还有什么人，刑求我又不承认，又找不到其他证据，最后就判我十年，理由是在他们“二二八”的黑名单上有我。宣判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啊。”法官说：“‘二二八’就有组织啊。”我说：“蒋介石一九四九年撤退来的时候，不是宣布‘二二八’不追究吗？”法官说：“没有错，不追究才判你十年啊，如果要追究的话，你十条命都不够判，所以你要感谢当局的宽大。”

我们那个案是个杂案，把一些无法归类的人一起判。其中有一个叫辜金良，他很早就被抓了，但老是找不到他的证据，他也什么都没讲。他曾经几次因为别的案而被调问，但总找不出他跟这些案的关系。有一次他又被调问，法官说：“怎么你又来了？”辜回答：“又不是我想来的。”最后，他被判十二年。其实，他跟张志忠关系密切，如果找到证据，是要判死刑的。我们有一次在绿岛打起来，我突然停手不打，他说：“怎么不打了？”我说：“你年纪比我大，我不能打你。”后来我们就成为好朋友。出狱后，我介绍他跟许金玉结婚，他们在屏东做咸鸭蛋，刚开始非常辛苦，后来就赚钱了，赚了不少。我第二次出狱，组织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和劳动党等团体，他非常支持，捐了很多钱。后来他中风，躺了几年才过世。蓝博洲访问过他，不晓得整理出来了没有，这个人是不能忘记的。（按：辜金良的口述已收录在蓝博洲著的《老红帽》［台北：南方家园，二○一○］里。）他的太太许金玉，也很了不起，好像有很多人访问过她了。

在新店正式判决后，按理我要被送到军人监狱，但军人监狱人满为患，我又被送回“军法处”。回到了一区十二房，碰到了中学同学岸本的舅舅蔡瑞钦。岸本就是受他两个舅舅影响，才会在雄中的时候就有民族意识，骂日本人。蔡瑞钦后来被枪毙，另一个舅舅蔡瑞洋，自首了。蔡瑞钦死前，写了一首日本和歌，大意是：太太带着孩子来看他，却不被允许见。是很伤感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