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补偿的追悔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惊异地发现，飞逝的时光不仅带去了青春年华，带去了往日的温馨，也带去了不可补偿的追悔。“文革”期间，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电视片，没有派我播音。后来需要男播音员，军代表提出几个人试试音。当时的副台长徐国盛力排众议，他说：“还是让赵忠祥播吧，台里的工作应该用本台的人。”于是我恢复了一种政治待遇，在调工资的时候，徐国盛又一次想到了我。这一切都是在他快离休时，我才听说的。他作为一位老干部一定不在乎我是否对他感激，但至今我觉得原来对他的一种隔阂感，是他拆除的，我不免愧疚。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何等悲痛。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与世长辞。在治丧播出工作中，我尽了自己的职责，历史地承担起传达亿万人民悲痛感情的重托。

1月8日，一个突发的噩耗，使中国人民肝胆俱裂。中国人民引以为豪的周总理逝世，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亿万人民无不悲痛万分。这悲痛的泪水，呜咽的大地，汇聚成悲愤的哀悼，向上苍倾诉。十年的压抑，被“文革”分裂了很久的情感，在哀悼最敬爱的总理时，共同迸发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意志。人们的感情在悲痛中弥合，总理以他最后的一息促成了全国上下的凝聚。

我心中的痛楚与委屈交织在一起，当我进入播送室，泪水模糊了视线，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我知道此刻的每一个字有千斤的重量。这是一场意志的抗争，我义无反顾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运用我长期工作练就的技能，以尽我的哀思。可是一批人奉“四人帮”之命，就坐在播音间外，他们的指令是不要过分悲哀。

这伙人撤了，我坐在播音间发愣。录音科科长宋培福问我：“还不走？”我说：“你来一下，把片子拿回来，我重录。”他完全理解并同意我的做法，天塌下来我承担。当银幕上出现总理的遗容时，我失声痛哭，擦干了眼泪又被一层泪水蒙上。我以自己深沉的哀悼为总理送行。

1979年1月，我在美国遇到一位美国朋友，他和妻子在香港看到了总理治丧活动的电视片。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才知道是你播出的。当时，我听到你的解说，我哭了，我们全家都落了泪。”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随后又一噩耗传来，毛主席与世长辞。泪水干枯了，我是一个新旧思想参半的人，是以晚辈的尽孝之情为他老人家送终，用我的声音不仅表达我个人的哀痛，同时也力求准确地表达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声。

岁月回眸

赵忠祥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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