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硬的技术和体格

我想除了准确地把握感情外，还需要技巧，需要过硬的技术和过硬的体格。总理逝世期间，我一共播出了三集片子，而每一集片子录完之后，得原地待命，上面审看，只要动一个镜头或改一句解说就要重录一遍。一连三天三夜没离开播音间，只是在困乏时靠在椅子上闭一下眼，如果身体不行，是完不成任务的。尽管是录音播出，但录音的时间正是播节目预告时间之前的半小时，这半小时和后续的片子时间差不多，只要错一个地方就会延误播出，这么大的事谁敢延误。但如果错了不修改，将会造成天怒人怨的后果。一个片子上百个解说点，吊唁活动，一般要配一百多个驻华使节、友好人士、各界知名人士的人名。有的镜头长仅两秒，一处错了就影响全局。要掌握感情又要对准画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个难度我过去没有遇到过，以后也没有遇到过，而我没有辜负众望。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欢腾起来。1976年大半年的阴沉、抑郁与悲愤，犹如积聚于地下的岩浆，此刻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中国人表示自己欢悦的心情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一切都该好起来了，一切都正在好转。

1979年，我在美国华盛顿九龙饭店曾对一位美籍华人小姐说：“祖国正一天天好起来。”她流下了眼泪。

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是一片和煦的阳光。十年“文革”之后，我第一次出图像是沈力大姐的主张。她主持的节目《访八一厂》需要一个人现场采访。她想到了我，当她通知我去采访时，已经事先找过了人事处，得到了许可。我又有了机会重返荧屏，又是她拉了我一把。

我深深感受到，个人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机遇，没有朋友的帮助，不过是一粒没有机会和条件发芽的种子。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感谢我周围的好人。如今这粒种子发芽了，那么就应该顽强地生长，我期盼着日暖风和。

1978年岁末，我正在家中与爱人孩子一起从12英寸黑白电视机屏幕上看节目。一阵敲门声惊扰了我，宋培福闯进来。我预感，我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进门来不及坐下，就催我：“快走，车在楼底下，台里叫你马上去直播一条重要消息。”

我们急速奔赴电视台，一位台领导交给我一份稿件，离播出的时间不多了，她说：“我们认为你播合适。”这篇稿子就是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号发出了，我荣幸地承担起了这个信息的传递任务。

我庄重而神圣地走向我阔别了十年的镜头前，充满了信心。

岁月回眸

赵忠祥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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