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

这又使我想起，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我父亲对金钱全不放在心上，但他对他的学问颇有自信。1949年后，我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给了八千元，我母亲颇不高兴，但我父亲却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1949年后，父亲任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当时无校长）主管北大工作，但因他在解放前不是“民主人士”，也不过问政治，实是有职无权，此事可从许德珩为纪念北大成立九十周年刊于《北京大学学报》中的文章看出。

1951年下半年他改任副校长，让他分管基建，这当然是他完全不懂的，而他也无怨言，常常拄着拐杖去工地转转。我想，当时北大对他的安排是完全错误的，没有用其所长，反而用其所短，这大概也不是我父亲一人的遭遇，很多知识分子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钱穆在他的《忆锡予》（我父亲字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孟子曰：‘柳下惠之和’，锡予殆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之流矣。”确如钱穆伯父所言，父亲治学之谨严世或少见，故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作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

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所说：“汤先生……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

胡适在看此书稿时的《胡适日记》记有：“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1937年1月17日的《日记》）其治“魏晋玄学”实为此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至今学者大多仍沿着他研究的路子而继续研究。

父亲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持的。但他与朋友相聚论政、论学，他常默然，不喜参与争论。故我父亲与当时学者大都相处很好，无门户之见，钱穆与傅斯年有隙，而我父亲为两人之好友；熊十力与吕澂佛学意见相左，但均为我父亲的相知友好；我父亲为“学衡”成员，而又和胡适相处颇善，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