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事与世无争

《日记》1938年10月5日记：“汤用彤君对友，于私情上甚为关切。然其世故最深，故亦最得人心。（被举为教授会主席。现任哲学系主席，兼研究院主任，继胡适也）其治事处世，纯依庄老，清静无为，以不使一人不悦为原则，而是非利害不问焉。”

吴宓伯父在批评用彤先生后，又对容肇祖、沈有鼎进行了攻击。我认为，吴宓伯父之评或有激而发，大概是他心情不大好吧！我认为我父亲中年以后确实为人处事或“纯依庄老”，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这或与他当时转而研究魏晋玄学有关。盖魏晋之世，“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而当时之中国亦正是多事之秋，抗日战争初起，各种矛盾重重，西南联大是三校联合的产物，自是各种人事纠纷颇多，我父亲本来就不大喜欢参与各种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更是以“明哲保身”为自我保护，故于“是非利害不闻”、“以不使一人不悦为原则”。

但原则大事与学问则自有其主张。虽然如此，我父亲和吴宓伯父的友谊则始终无间断。

1940年夏，西南联大成立了一纯学术团体“儒学会”，由王维诚（我父亲的第一个研究生）主持，不定期请当代前辈著名学者小范围作专题演讲，学生可参加自由讨论。是年7月25日，吴宓伯父应邀至该会演讲，“宓综述世界文化之四大宗传，儒教对今后世界的价值。”

1941年1月7日，我父亲也应“儒学会”邀请演讲，《日记》记：“赴儒学会聆彤演讲。大意谓：（1）中国文化即儒教，儒学。若释、道，均非中心及正宗”云云。吴宓伯父和我父亲都是儒学会会员。

据《吴宓日记》一直到1946年春夏，吴宓伯父仍和我父亲有书信往来。1962年，吴宓伯父由四川南下访陈寅恪先生于中山大学，随后又北上来看我父亲。我父亲于1954年秋中风，一直在病中，见到老友十分高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1964年5月1日，我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像老一辈学者能保持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并在学术上相互支持，是不多见的。

我很小时就常见吴宓伯父来我们家，他每次来总要抱抱我和我妹妹，并用他的胡子刺我们的脸玩，我们非常喜欢他，和他很亲近，叫他“大胡子伯伯”。现在我们父辈的学者都已故去，他们的为人为学有许多方面我们是学不来的。我们这一辈无论在“国学”或“西学”上都远远不及上辈，这主要是由客观条件所造成，但大概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够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中华文化何时才能真正复兴而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等待着。

汤一介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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