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当留级生

到初二，我认识了初三的余绳荪，他是著名文学史家余冠英教授的儿子，比我大一岁，我们成了好朋友。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找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问我想不想看，并告诉我曾宪洛（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侄子）、胡旭东都想看。

在那个十五六岁年龄段的男孩子当然对这样的传奇性故事都会有好奇心。我说，我也想看。于是，他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租了一间房子，我们一起在那房子里共同阅读，一般都是余绳荪念，我们大家听着。斯诺的这一报道式的文学大大吸引了我们，延安使我们这批孩子大为动心，于是我们决定去延安。关于这个冒险行动，我在另处已写，不再重复。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因远离家，学习也还算努力，但由于我没有上初三，就直接进入高一，这样自然学得很吃力。一年结束，由于数学不及格，补考仍未及格，又成了留级生。

张继宁（现改名岂之，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和我一样也是留级生，由于留级，学习就比较轻松一些，于是，我开始大量阅读中外小说，而且我和张继宁、还有我们原来同班的同学黎光智（现改名宁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三人一起办了一份文艺性的壁报叫《文拓》，后来加入的还有吴增祺等人。

我们这些人对当时社会风气不大满意，例如，我们看到重庆的达官贵人用汽车送子女上学，就写《一滴汽油一滴血》这样的杂文。当时在南开壁报要由教导处审查，常有文章不让登出，我们就用“开天窗”的办法，用纸把不让刊出的文章糊上，这样同学们更好奇，就撕开来看。

这种诡计自然骗不了教导处的老师。有次，教导主任喻传鉴先生把吴增祺找去训了一顿，说：“你们再这样搞，就把你们开除。”于是《文拓》就在南开停刊了。后来，于1947年又在北大复刊，并出有一副刊叫《仙人掌》，取其有刺之义。在北大复刊的《文拓》，受到两面的夹击，国民党方面的学生撕我们的壁报，共产党方面的学生认为我们是“第三条道路”的自由派，后因学生运动高涨，我们都参加了学生运动，《文拓》自动停刊了。

在南开中学，我再次当留级生，和一些比我年纪小的同学在一起，总有点不自在，而且知道妹妹一平病逝，我很想家，得到父母同意后，我于1945年1月又回到了昆明。这时我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了，种种挫折，种种变故，使我想来探讨“人生的意义”，特别是“生死”一类的问题。于是我开始自觉地读了大量有关哲学、宗教、文学的书籍。

汤一介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