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学没有考取

1946年考大学没有考取，入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由先修班升入北大本科也是很勉强的。到大学后，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也有些课程只是考个及格，例如政治经济学；有的课程没有能坚持学下去，例如德文。

但有些课我学得比较好，例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欧洲文学名著选读、西洋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等，而且我还选修了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俞大缜先生英国文学史等等，所以在大学里，我的学习面比较宽。这对我以后作研究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从上述选课情况看，在大学里我是比较重视对西方哲学学习的。但是，我这点西方哲学的基础比起我父亲在美国学习了四五年无论如何也是相差很远的。我父亲在美国汉姆林大学的选课表（成绩单）我没找到，但他在哈佛研究院的成绩单，我从哈佛大学拿到了一份，现列于下：

1919至1920年，用彤先生选修了“比较文学”和七门“哲学”课；1920至1921年，选修了三门“印度哲学”、五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课程；1921至1922年，选修了五门“印度哲学”、一门“宗教史”、一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并在成绩单上写明用彤先生于1921年2月28日获硕士学位。

我父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从事他的学术研究的。自他回国后，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中的二十余年中间，正是他三十至四十五岁之间，这应该说是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时间，他得以全心的作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加之他此时常常研究到深夜两三点，其书数易其稿，才得以成为权威性之著作，至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这种成就除与他的主观努力外，客观的“自由研究”的学术环境也不能说不重要。

在我初入大学时，我本来希望能成为一位哲学家，当时我的一些同学也认为我可以成为一位哲学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时，宁可（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在我看过的一本冯友兰著的《新知言》封面上开玩笑地写上“院士汤一介读的书”，该书现在仍保存着。

在北大先修班和哲学系一二年级时，我确实读了不少书，而且写了不少读书心得来发挥我的思想。但是到1949年后，我想当哲学家的梦破灭了，甚至对哲学做点真正的研究的可能性也因政治的原因丧失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另处详述。这就是说，在做学问上，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如何能比得上我父亲呢？

汤一介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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