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想钻入故纸堆中

我父亲的著作不多，这几年我编辑他的学术方面的《全集》共七卷，真正成系统的书只有四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佛教史略》和一本由我整理出版的《隋唐佛教史稿》，其他大都是他的论文、札记、提纲等等。

据我所知他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少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我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体上也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写成。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虽然比当时已出版的“道教史”研究有所前进，但我自己也知道，这部书仍然只能算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研究。最近一两年，我一直想重写一部《魏晋南北朝道教史》，但没时间来读《道藏》中之有关材料，故不敢动笔。

在我父亲病中，他曾对“道教”研究发生了兴趣，并留有三本读《道藏》札记。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关系无疑是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用彤先生在《佛教史》中已注意到这一方面，但并没有展开作过多的讨论，也许这也是他对《佛教史》仍“不惬私意”的原因之一吧！

我想写《魏晋南北朝道教史》，是希望能对这一时期道教的历史和佛道关系作一清理，以期能和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样为人重视，但是我仅仅在北大教了两遍“早期道教史”，就匆匆写出了那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前后也不过两年多时间，这怎么能理清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那么复杂的问题呢！就这点说，我一方面为我有这样父亲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为我自己在学术上的少有贡献而惭愧。

前面我已谈到，也许我比我父亲更加关注当前的现实社会，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父亲自二十世纪20年代后专心学术研究，是从长远考虑中华文化之复兴，或许有更深远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为学术而学术”使得他远离了现实社会和当时一般文化所关注的问题。

“文革”后，开始我也想专心致力于学术，特别想钻入故纸堆中，所以研究起“魏晋玄学”来，但是1983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做罗氏基金访问学者，正巧遇上要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而我应邀参加该会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这次圆桌会议是讨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途问题”，为此我不得不为这次会议作一相关的发言。

我原来的研究范围是道家哲学（如魏晋玄学）也涉及一点佛教，但哈佛大学（甚至美国）研究中国哲学的重点在儒家哲学，而且有现代新儒家第三代台柱杜维明在哈佛主讲“儒家思想”，因而我也就不能不对现代新儒家多少作一点研究。

汤一介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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