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决定于2017年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通知》要求，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迟报、虚报、瞒报和拒报普查数据，不得伪造、篡改普查资料。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普查对象的技术和商业秘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

污染源普查，在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形势更趋严峻的背景下，其采点采样、构架宏观的意义，显得更为要紧。就像经济普查、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等全国性普查一样，普查结果对于宏观决策与微观问诊，是最好的抓手、最权威的信源。

数据普查，最怕造假。虽然普查不等于问责，但地方部门出于各种利益考量，迟报、虚报、瞒报、拒报的冲动还是客观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污染与发展，是现实矛盾。中国城镇化仍在飞奔的路上，工业化的转型亦须漫长的过程，此时，资源能源的消耗、环境承载力的风险，在局部地区可能还会表现得甚为激烈。挖出真相，交出实情，显然并不太容易。

二是在环境数据上，公众对少数部门少数人的作假之虑，并非杞人之忧。眼下正热议的一桩官司，挺耐人寻味：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

这是个悖论：地方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可是压力却直接压在“数据生产官员”身上，这岂非逼着人家造假去？接下来的污染源摸排，恐怕也会遭遇类似困境：不当真，数据失真；太当真，责任难看。这个时候，国务院以《通知》来“提醒”，显然也是一剂预防针。

谁在排污、哪里有污、详情如何……弄清这些问题，是环境公共治理的逻辑前提。不过，为了严防“数据污染”，除了要忠言逆耳地提醒，更要刚性严肃地明晰违法违纪责任。

不得不说的是，新版《环境保护法》也好，《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等具体规定也罢，对公职人员环境数据造假的处理，主要还是集中在行政方面。眼下而言，如何在刑罚层面厘清对等责任，不仅是污染源普查、更是常规环境监测面临的难题。

全国污染源普查，本质亦属于国情摸底。它不仅事关美丽中国的大计，更关乎健康环保的民生。惟有“数据去污”，才能摸清污染源的家底。终结造假闹剧、严肃普查责任，法律该使出兜底的洪荒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