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条权”不是

单纯的法治命题

□木须虫（湖北公务员）

今年起，昆明交通协管员开始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粘贴告知单。此消息一经当地交管部门发布，即引起争议。事实上，这一做法是否合法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都饱受争议。（1月14日《北京晨报》）

协管员不具执法权应当没有争议，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说，不具执法权的人员所实施的一切执法行为都是无效的。围绕着协管员“贴条权”的争议，交管部门都试图将贴条从执法行为中撇开来，定为协助交警执法的辅助程序，其实这恰恰说明交管机构知道协管员不能参与执法。比如，将协管员贴条的性质等同于“公民举报”，协管员与公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交通违法处理，一个是职务行为、一个是公民行为，一个运用的是权力，一个运用的是权利，岂能一样？

围绕着协管员“贴条权”，不管是社会还是法律人士，都近乎一致地表示有违“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具体体现，强调过程的合法。“实体正义”要建立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

但在现实中，执法是为管理服务的，要的是结果。比如，对于赋予协管员“贴条权”，交管部门也在叫屈，10年车辆增长了3倍，而警力下降了3%。言下之意，在管理与秩序的压力下，雇人“贴条”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一段时期以来，合同工、临时工执法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比如协警几乎成为公安系统的一部分。作为共性问题，不仅反映了公共管理领域法治思维的薄弱，更反映了既有的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体制，不能顺应城市发展和法治进程的需要。

一方面行政执法机构与队伍的建设滞后。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的加剧，公共管理的对象、领域、任务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客观上也使得管理的需求倍增，而受到机制编制的影响，执法力量薄弱的问题凸显出来；另一方面职能转变不彻底，不仅行政执法政出多门，而且执法行政化严重，执法力量向“官位化”、机关化集中，导致结构失衡，一边是临时工在执法，一边则是执法人员人浮于事、挑肥拣瘦。

警力不足的确不能作为执法外包的借口，但这个困境也必须正视，是转变执法理念，改革执法体制，还是充实执法力量，总要去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