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功虎
2016年开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推出最新的第15辑，从古罗马《琉善哲学文选》到美国学者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共计50种。
这套丛书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开始组织出版，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印行600多种，总发行量达七八百万册。在我国，凡读书人没有不知道这套丛书的，“橘色的哲学、黄色的历史地理、绿色的政治法律社会、蓝色的经济……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精华都浓缩在这些书里。”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专访商务印书馆编审、学术编辑中心副主任李霞，回顾丛书“前传”，求索出版掌故。她透露，“汉译名著”从1980年代陆续推出至今，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同步，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其背后有很值得体会的历史意味。
打开一扇扇通向世界的大门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传统一脉相承。1902年，张元济入馆主持编译所，广延留洋名士如严复等人，大批译介西方文化学术思想以及近现代小说，产生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陈伯翰被调到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继续商务的传统，将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优先出版，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有关的著作为重点。
李霞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一时期单行本的储备，1980年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可能以每年一辑四五十种的规模和速度出版。
1982年，“汉译名著”第一辑50种闪亮登场。此后每隔一两年，商务就推出新辑，被人们称为“思想上的洋务运动”。时任商务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认为：“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这些著作是人类思想史的结晶，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黑格的《美学》、塔西佗《编年史》、达尔文《物种起源》、罗素《西方哲学史》，均代表了“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丛书封面设计简洁，白色封面上除书名和作者名外，还印有一朵象征知识传播的烫金蒲公英。陈原回忆，丛书出版伊始所面临的阻力仍然很大：“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之初出版这样一套学术丛书，是要冒风险的，阻力非常大。当时即有人告状，说我只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但是，商务顶住了种种压力，蒲公英经年播撒，平均每两三年就将新收入的译著集为新的一辑；已出的受欢迎书籍不断重印。
这些年来，一册册书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大门。
没有主编，也没有编委会
李霞告诉记者，“汉译名著”是一套没有主编、也没有编委会的丛书，但它择书选目，每一次都要经过专家“头脑风暴”。
商务有一套与学术界密切联系的机制，其中一项是商务的领导人、编辑时不时到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走访，座谈。通过这种接触，一方面了解学情书情，另一方面就选题和翻译人选与学界磋商，一起策划组织。
当年陈翰伯就亲自奔走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访旧朋交新友，讨论书目，寻找翻译高手。为方便讨论和交往，1962年他甚至带着铺盖住进北大“蹲点”，记录了40页的笔记。仅那一次，他就访问了哲、经、政、法、史、中文、地理各系共21位学者。
在这类走访中，商务获得了各种支持。1984年，编辑人员到广州、长沙和武汉的高校走访，中山大学就表示愿意向商务提供电脑设备，帮助他们实现“编辑出版的现代化”。
每辑汉译名著出版前，商务都要召开专门的选题会、规划会，邀请各地各学科新老学者聚会。规划会通常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几十名，哲学、政治、历史、经济等学科不限，哪些书能收入丛书，由会上的学者确定。各种以学科为范围召开的小型选题创意和联系交流会，更是经常举行，如2006年他们就专门召开了中青年译者会，2007年商务主持召开了中国大学法学教科书会、《日本文库》会议，2015年召开了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讨论会等。
另一个办法是举办学术文化活动。如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讨论会、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等，在学界掀起注意力，同时打探和商讨学界新的动向，“发掘新经典”。
武大、华工曾派专车全市搜购
“汉译名著”丛书，映射的是学者思想的高度，也是读者眼光的高度。时不时去书店逛逛，看看“汉译名著”是否推出了新书，是很多爱书人的“娱乐方式”之一。
李霞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被压抑了许久的阅读、求知的热情骤然迸发，丛书恰如久旱之后的甘霖，一书既出，常常能发到十几万册，往往刚一面世，立即被一抢而空，“简直盛况空前”。
在各高等院校，一些作为基本教学用书的名著更是广受欢迎，一书难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刚一发行即销售一空，当时的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得知书一出版，立刻联合行动，派出专车，在全市及郊区各书店搜购此书。一位复旦大学研究生向商务透信，“我们十分需要这样的著作，但堂堂复旦大学图书馆，只有一套半，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排队，轮着读。”有的学生干脆动手抄书。
从“文革”中走来的读者，对这套丛书的感情更是真挚。一位读者曾这样描述过阅读体会：“沿着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我千方百计、尽一切可能地寻找商务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中的绿皮书，或借、或抄、或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边沁的《政府片论》、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即便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哪怕一次次地面临绝境，我都没有放弃过阅读。”
这套丛书的出版也引起了国外学界的注意。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刘易斯看到《联邦党人文集》中译本，大加赞赏。他持续观察商务出版的美国有关著作发现，很多经由书籍对美国进行深入了解的中国年轻人，比美国自己的年轻人多得多。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这样评价这套丛书——“功不可没、功德无量”。
【访谈】
恐怕只有恋爱可以跟追逐丛书的感觉媲美
记者刘功虎
汉译名著第15辑50种目录
《琉善哲学文选》〔古罗马〕琉善
《论存在者与本质》〔意〕托马斯·阿奎那
《天球运行论》〔波兰〕哥白尼
《论灵魂的激情》〔法〕勒内·笛卡尔
《宗教的自然史》〔英〕休谟
《亚当·斯密哲学文集》〔英〕亚当·斯密
《拉奥孔》〔德〕莱辛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德〕黑格尔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德〕亨利希·海涅
《善恶的彼岸》〔德〕尼采
《经验与自然》〔美〕约翰·杜威
《物理科学的哲学》〔英〕阿瑟·爱丁顿
《数学基础研究》〔奥〕维特根斯坦
《哲学论稿》〔德〕马丁·海德格尔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法〕梅洛·庞蒂
《政治论》〔荷兰〕斯宾诺莎
《致达朗贝尔的信》〔法〕卢梭
《山中来信》〔法〕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法〕卢梭
《普通法的精神》〔英〕波洛克
《正义法的理论》〔德〕施塔姆勒
《犯罪社会学》〔意〕恩里科·菲利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法〕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法〕涂尔干
《法律史解释》〔美〕罗斯科·庞德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努尔人》〔英〕E.E.埃文思·普理查德
《地方知识》〔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
〔英〕约翰·穆勒
《统制经济学》〔美〕A·P·勒讷
《经济哲学》〔英〕琼·罗宾逊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英〕阿列克·凯恩克劳斯
《最优化规划论文集》
〔苏〕列奥尼德·V·康托罗维奇
《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美〕阿瑟·刘易斯
《福利经济学评述》〔英〕李特尔
《公共选择》〔美〕戈登·塔洛克
《经济等级制、组织与生产的结构》
〔美〕戈登·塔洛克
《货币、就业和通货膨胀》
〔美〕罗伯特·巴罗、赫歇尔·格罗斯曼
《罗马史（全四册）》〔德〕特奥多尔·蒙森
《神圣罗马帝国》〔英〕詹姆斯·布赖斯
《十九世纪欧洲史》〔意〕克罗齐
《中国伊朗编》〔美〕劳费尔
《东方的文明（全两册）》〔法〕勒内·格鲁塞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德〕洛维特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意〕欧金尼奥·加林
《罗芒狂欢节》〔法〕勒华拉杜里
《罗马共和国政制》〔英〕安德鲁·林托特
《制造路易十四》〔英〕彼得·伯克
《沙乡年鉴》〔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发现乡土景观》〔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
李霞本人提供
“汉译名著”推动国人阅读和思考
读+：“汉译名著”丛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几乎同步，其中有什么历史背景？
李霞：“汉译名著”的出版，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鼓励。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示，要花几十年的时间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这一指示表明了一个开放的国家应如何对待全人类思想文化遗产。当然，我们的丛书是在小平同志作出指示之前就已经在推了，背后有商务历代出版人的执着努力。
1989年，在“汉译名著”第二次选题规划会上，胡乔木同志发来贺信，肯定“汉译名著”取得的重要成就。
读+：有网友透露，丛书冠名“汉译”，是秉承东汉以降“汉译佛经”的精神，表彰的是一种文化开放的勇气、绝不封闭的自信。这说法准确吗？
李霞：“汉译”这个说法，我自己没有见到过确切的文字材料证实。现在的“汉译名著”，名称上直接继承的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一套《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译介外国著作时代，第一次就是汉译佛经时代，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以降的近代时期，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从这条脉络来看，“汉译”一词的确有某种一脉相承的意味。
读+：在您看来，这套丛书的最大意义在于什么？
李霞：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大象征。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汉译名著”如何选材，被外界视为中国是否坚持改革开放的标志。“中国能公开出版弗洛伊德，这说明中国还是开放的”，它会被细心的人们引为符号暗示，增强对中国前途的信心。商务的“汉译名著”丛书，与“走向未来丛书”等其他优秀丛书一道，推动了中国的阅读热潮和思想启蒙。一位年轻读者曾致信商务印书馆：“恐怕只有恋爱可以跟这件事（追逐丛书）媲美了。”
很多译作出炉如同杜鹃啼血
读+：你们一般是如何遴选译者的？
李霞：汉译名著的译者，我们通常要求是所译著作涉及的学科领域研究者，是专业译者。组织翻译多数为约请，不少学者与商务都有过多次合作。也有一些是我们熟悉的学者推荐。现在“汉译名著”中的不少品种，是从一些我们组织的学科名著译丛如《现象学文库》《历史与理论译丛》等中间遴选出的。也有一些自己投稿来的译者。
读+：这背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李霞：那太多了。我说一个朱光潜先生的掌故。早在1958年，他就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的第一卷，第二卷译稿“文革”抄家被抄走。后来朱先生在北大西语系打扫垃圾时，居然在一个角落的废纸堆里捡回了被抄走的译稿！我们馆到1981年，将该书三卷四册全部出齐。朱先生83岁高龄时决心翻译维柯的《新科学》，逝世前三天还趁家人不防，偷偷爬楼梯进入书房，想把最后的注释部分完成。
据我所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潘汉典先生的译作，前后四易其稿。“汉译名著”，很多都是这样杜鹃啼血般译出面世的。
读+：很多德国哲学家的作品，行文以艰深难懂知名，译者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李霞：我再举个例子。《小逻辑》是最足以代表黑格尔晚年成熟的逻辑系统的著作，把《小逻辑》最完整、准确地翻译为中文的，是贺麟教授。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的新版《小逻辑》，是贺麟在1945年上海商务版、1954年三联版连续两次修订基础上完成的，翻译过程历经40年，共参考了三个德文版本和一个英文版本。贺麟曾自述：“一面请人重抄底稿，一面请友好代为校阅。友人校毕之后，我自己又从头至尾全稿校改一遍，这又费了半年的工夫。书首的三篇序言和开讲词，本身就比较难译，又因无英译本参考对照，所以更觉困难。这部分译稿除请冯至同志校阅一遍外，又请王太庆同志校阅一遍。”
学术名著永远不会有穷尽的一天
读+：丛书以前强调推介“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译作，这条时间线是否已经明确打破？为什么海德格尔等人作品能大量进入丛书，而哈耶克、米塞斯的作品很少进入丛书视野？
李霞：这条时间线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后移的。陈翰伯时期，由于时代的特殊性，选译的多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学说和思想，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古典著作。后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对收入的经典作品的时间推后到二战以前的著作。
到20世纪后，我们又逐渐将当代一些有定评的名著收入丛书。到目前为止，收入丛书的时间线大致推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之前的著作传播到现在，大致有了较稳定的评价，可以衡量是否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名著”。哈耶克、米塞斯的作品少，恐怕主要是版权因素。
读+：出这些学术书赚钱吗？有畅销的吗？
李霞：我们出版这套“汉译名著”，整体而言是盈利的。一些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书，广谱性的、通识性的经典著作，销量更大一些，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很多书是“常销书”。销量偏少的，一般是专业性较强的著作，或者不是当前国内思想界关注的一些书，尽管销量小，我们仍然在继续组译。畅销书也有，比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国家领导人的推荐，2012-2013年销量剧增，年均销量由之前每年几千册猛增到年销售二三十万册。
读+：您估计这套丛书会出到穷尽国外学术名著的一步吗？
李霞：目前商务印书馆对这套丛书的目标是再用十余年时间，将“汉译名著”出到2000种。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不是终极目标。
上世纪50年代初，出版界联合学术界做了一个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选题计划，所列书目将近4000种。据我们所知，日本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已译介的西方名著有5000余种，我们离这个数字还有很大的空间。更何况还有众多第三世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还值得进一步发掘；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好作品在持续生产。
所以我认为，只要我们保持对于世界文明的开放态度，名著译介和出版就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李霞20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译作室。译作室的核心任务，是出版“汉译名著”，她因此与这套书结缘。
李霞的专业背景是社会学，平时对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作品关注更多些，但就个人兴趣而言，她更喜欢丛书中“不那么专”的作品，如《培根论说文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卢梭《新爱洛依丝》、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这些书娓娓道来，文字本身就能感染人”。
十几年来，李霞充分了解到丛书背后的艰辛历史，对其有了更深感情。“我现在的愿望是，尽量保持丛书的高品质”，维护好这块金字品牌。
她相信这一点也是众多商务人的心愿。
前段时间，她注意到新媒体“大象公会”推出了一个栏目，叫“不必读经典”，认为有不少大家趋奉的“经典”并非必读之书。对此李霞有自己的看法：商务馆立足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程，选书、推介标准力求更宽宏、长远，“所有在某个时期对人类思想进程、对学术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都应视为经典”，维持其出版存在。
当然，她也希望与全社会爱书之人多交流、碰撞，尽可能发掘、重估过去时代所有的好典籍，不留遗珠之憾，但求多多益善。
【手记】
金字品牌记者刘功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