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倾力找到所有非法疫苗受害者

□本报评论员

据媒体近日报道，山东济南破获一起疫苗非法经营案。自2010年起，庞某卫与女儿孙某非法购进25种二类疫苗，未经冷链存储运输销往全国18个省市。其背后是一个涉及庞大的问题疫苗销售网络，销售疫苗累计逾200万支。专家愤然慨叹：“这是在杀人。”

说涉案人员“是在杀人”，是因为其疫苗销售不符合《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的冷藏储运要求，很可能失效，从而使注射疫苗者失去“救命”的机会。注射疫苗目的是预防疫病，像狂犬病、破伤风等，打疫苗实际上是唯一有效的救命手段。而问题疫苗让这一切落空。

制止问题疫苗杀人，必须对疫苗非法经营活动予以严厉打击。现在庞某卫母女已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各省在协查中已破案21起，逮捕犯罪嫌疑人6人、刑拘10人。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但在这种对侵权者入刑问罪的治理模式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被侵权人的权利往往不了了之。庞某卫非法销售疫苗远逾200万支，受害者可能以百万计。专家建议追查疫苗流向，找到每一位接种疫苗的受害者，为他们补种疫苗并予赔偿。但从以前类似案件处理情况看，这项繁琐工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非法经营疫苗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进行刑事追究十分必要。刑事追究目的在于惩前毖后。但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正义有两个方面，一是让侵权人受到必要处罚，二是让受害者获得相应补偿。在我们社会，经常听到侵权者叫嚣：“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而他们实际承担的通常也只是刑事责任。

在不少案件中，法院的判决惯于让坏人坐牢，轻受害人权利救济。暴力犯罪案件，受害人及其家庭权利被搁置，民事索赔往往不了了之。就是不少侵权案件，也是以刑代赔。舆论上，人们经常呼吁“治乱用重典”，似乎坐牢、杀头方解我心头之恨，也是正义最彻底的实现。

侵权案件以权利救济为主，刑罚成为辅助手段，这是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比如2005年，美国杜邦公司被爆20年前就知道特富龙产品对健康有威胁，却隐瞒公众，消费者集体向它索赔50亿美元。我们社会有一个顾虑，是担心奸商财产资产有限，法院判赔没法执行。但坐牢体现笼统的道义责任，由法院厘清侵权的经济责任，可以让正义看得见、摸得着。让邪恶的侵权者倾家荡产，其对奸商的震慑比坐牢还大。

处理疫苗非法经营案，除对涉嫌犯罪者进行刑事追究外，还应重点给予权利救济。要花大力气找到所有受害者，补种疫苗，消除健康隐患。由于受害者分布零星，要找到他们难度较大。但想一想他们的健康风险，就应当投入必要的资源，以对他们、对全社会有一个交待。

同时要在司法上明确侵权者给受害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明确界定侵权者以及各种连带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庞某卫可能赔不起，但她的上线有疫苗生产企业、经销单位，下线有疫苗注射机构、疾控中心，法院可不可能判令他们分别赔偿呢？对奸商和失责者无情，就是对人民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