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或者闷闷不乐，竟是个问题。我觉得张柠教授思考问题的角度很新颖，很有趣。他发现我国传统文学罕见快乐者角色，还真是这么回事。我以前对这现象习以为常，丝毫没有意识到它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张柠告诉我们，每个人从外界获得快乐的多少，与环境土壤有很大关系。反过来，我们自身快乐与否，我们个人的精气神，又影响到我们所提供、所生产精神产品的样态。陈陈相因，织就某种文化传统的精神品格。

社会的包容心、同情心，对于快乐者的涌现至关重要。有的人行为看起来怪诞，但是他不阴暗害人，就看你怎么对待他。处理得好，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堂吉诃德。张柠认为阿Q很值得同情，我深以为然。这种同情绝不是居高临下的那种，而是互相体贴，惺惺相惜。在生活中，我可以与阿Q、孔乙己一起喝酒，摇头晃脑。

要是能碰到猪八戒，和他一起玩耍，那就更令人开心了。张柠指出，猪八戒能堂而皇之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明代思想解放的产物”，我觉得真真是真知灼见。他还说，中国文化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任何朝代发展到晚期，世俗生活与思想文化就会愈加发达，明代末期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

不过，张柠把贾宝玉归类为“快乐者”，我不能苟同。我不认为贾宝玉有过快乐的时光、对快乐切实追求过就是一个快乐者。《红楼梦》是深沉痛彻的悲剧，而贾宝玉是整部悲剧的扛鼎者，咀嚼这个历史的符码，可能得超越快乐或悲伤的维度。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看法。文学史上哪些人属于快乐者，哪些不是，可以争议。我倒是希望像张柠教授呼吁的那样，今后我们的文学作品多涌现一些逆境中的自娱自乐者，多一些励志的经典。

文/刘功虎